见过我和白源的人基本都能猜出我们是兄妹,但很少有人相信我们是孪生。异卵双胞胎的麻烦就在这里:我们长得两个样,一个像爸一个像妈,性格南辕北辙,罕有的共同点的恐怕是,我们都喜欢男人。
其实也能把这点算作不同。我的爱好和性别相反,而他相同。
这是白源的小秘密。我对他的取向没有偏见,但我们的爸妈有。他们是保守的一代人,我甚至可以想象出我爸为此亲手撅断他的老二。
但他暂时还是安全的。他看起来够直,即使他是个服装设计师。唯一知道实情的几个亲戚朋友也能做到守口如瓶;况且以男人的标准看,他现在还很年轻,正处在打拼事业的年纪,相亲逼婚之类的麻烦落不到头上,即使几次三番被问到为什么没有女朋友,一句缘分没到就能搪塞过去,至今还没见什么人怀疑。
我一直觉得我们俩在某些地方错了位:我念工科,上学时每逢假期就背着仪器上山下乡,后来开始工作了,头几个月成天跟师傅跑工地,头顶烈日和水泥砖块打交道,傍晚再灰头土脸地回家。有回我的上司心血来潮查看进程,找了半天才看见正和施工方代表坐在一群赤膊打牌的民工里专心吃盒饭的我。
而白源比我聪明,小学连跳两级,理科头脑绝佳,是典型的科研型人才。但他偏偏放弃高考,瞒着爸妈悄悄搞定申请,一毕业就卷了铺盖去巴黎念服装设计,每天过着和人台大头针缝纫机及轻飘飘的面料打交道的生活,并很显然乐在其中。
我揶揄他娘娘腔,心里却十分羡慕。虽然我们的一切大相径庭,但爱好总有相近的时候。可我没有他的勇气和天赋,因此只能随波逐流,念好听却不喜欢的专业,在离巴黎三小时火车的法国小城里读不好不坏的公立大学研究生,最后回国工作。
而他确实成功了:当我刚进大学,整天趴在桌上画图,偶尔还要去野外做实验时,白源已经在巴黎著名的奢侈品企业实习;当我大学毕业同样到法国读研时,他已经转正两年;而当我带着一纸文凭和连续失恋的伤痛回国,开始四处投简历时,他已经通过调回国内分公司顺利升职,过着忙碌又潇洒的生活。
我总有一种错觉,我们不是孪生,而是相差好几岁的兄妹。
再后来,当我的工作趋于稳定,却忽然听说白源辞掉工作,和朋友合开了一间工作室,专为人定制婚纱礼服。
我和爸妈都为此吃惊过,觉得无法理解,但很快就释然了。我想起小时候,白源总爱剪掉我心爱的娃娃们的衣服,偶尔还会拉拢我用废报纸给自己做衣服裙子,套在身上拗一些奇怪的造型,最后因为不吉利被爷爷奶奶臭骂。
以前我只单纯以为他是个捣蛋精,现在终于明白,这或许才是他真正想做的事。
起初他们在高级酒店里租了店面,但条条框框的限制让他们难以忍受,因此只能另觅地点。好在他的朋友财大气粗,家在上海最贵的地段有一栋新里的上下两层,找人装修成了工作室,规模普通但足够使用,闹中取静的环境也十分舒适。
他们搭挡了一年多,生意好得连他们自己都不敢相信。我把这一切归结于他俩的好人缘,以及他们的工作理念:他们不以价格来筛选顾客层,谁都可以是他们的客人,谁都可以试着享受他们诚心的服务。
后来他的朋友和家人移居国外,慷慨地把工作室留给白源,每个月只象征性地抽成作房租。而白源同样没有再找新的合伙人。
他雇了三个助理打下手:今年初年纪最大的助理结婚生子,预产期在八月半,白源早早地让她回家休息;另两个我见过,都是还在念大学的学生,其中的男生热情开朗,干活细心又麻利,可惜上周在踢球时摔断了腿,听说情况挺严重,碎骨头卡进了膝盖半月层,需要在医院里躺一段日子。另一个女孩相对内向些,她不怎么说话,但性格温顺,碰见我总是笑得眼睛弯起来,像一只好脾气的猫。
白源说她的手缝很有一套,每次遇到点缀钴石细珠或者手编花朵之类的细节,白源总会把工作全权交给她,并报以一百个放心。
我很喜欢他们俩,因为他们总会让我想起最好的学生时代。
起初我担心我这样的外行会妨碍他们的工作,但很快发现这纯粹是杞人忧天:白源和那个叫赵亦斐的女孩几乎包掉了所有工序,无论与客户见面,讨论修正款式,选取面料,打板出样,正式缝纫还是添加细节,这里面似乎根本没有我插手的余地。
我总是很清闲,偶尔跑腿偶尔整理房间,有时会在交货前与白源一起检查衣服上有没有走针和多出的线头,更多时候还是为那些上门的客人们端茶送水,顺便和他们闲聊消磨时间。
“你是新来的吗?”有一次,一个来试衣的女孩问我。
她正在穿一件裸色的小礼服裙,希腊风格的风琴褶十分别致,颜色也把她衬得气色绝佳,“我上次过来的时候没见过你嘛。”
我帮她把背后的带子调端正,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干脆直接了当地对她说:“是啊。”
但她还是疑惑地打量我,又透过镜子看看在房间另一头逗她带来的那条小约克夏的白源,终于肯定地说:“不对,你们一定是亲戚。”
我承认了:“他是我哥,我们是双胞胎。”
她看起来毫不惊讶,只是笑着说:“就是呀,第一眼不觉得,后面越看越像。”
从小到大我已经习惯别人对我和白源双胞胎的关系表示质疑,我们甚至为一些无聊的流言蜚语和别的孩子干过架。
但随着年龄增长,不知不觉中我们还是越变越像,虽然只是外表上。而除此以外,白源已经能在生活中独当一面,不仅很好地处理人际和工作上的关系,就连当我向他提起自己可以学着做更多事为他们分担时,他也只轻描淡写地对我说:“没关系啊,就当我养你。”
他只比我年长两三分钟,如今却想连着我一起照料;而我依然在为自己将来的出路犹豫不决,对离开原来的公司有那么些后悔,可不想回头,也不知道该往哪去。
这样的新生活不知不觉持续了快一个月。生活节奏改变了太多,曾经机械忙碌的办公室生活似乎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甚至连五月初的那次云南之旅也慢慢在记忆里褪了颜色,除了高倩外,我没有再见过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包括曾给我留了名片和一瓶开运水的阎昊。
他一定不知道我把他的名片掉在了云南,现在可能被揣在某个登山客的口袋里。他也不会知道我的确没喝那瓶水,而是把它们全部倒进了白源工作室晒台上的一个花盆里。
那里埋着十几颗我们吃剩的枇杷核——枇杷是赵亦斐的男朋友从苏州带回来的,甜得吓人,于是我们便做起了种出枇杷树的白日梦。
没想到二十多天后的某个早晨,当白源闲得无聊去晒台吹风时,他惊讶地发现那盆几乎不可能种出结果的枇杷种子竟然悄悄发了芽。
三株深绿色的幼苗破土而出,在初夏的阳光下挺直茎脉,仿佛真的是雪山圣泉孕育出的奇迹。
我忽然有点后悔没有在倒进花盆前喝一口了。
我不可能联系阎昊,阎昊也没有联系我。事实上假如真的有心,通过方敬和高倩就能知道我们彼此的联系方式,但我们都没有这么做。他以及我在旅途中遇到的另外七个人,都迅速重新融进了这座城市的人群里,像掉进大海的水珠一样消失不见了。
我以为日子会继续这样平静地过下去,直到一个转折点在六月中旬的时候出现:赵亦斐请了两周半和男朋友去厦门玩,然后回来准备期末考。本来就人手不多的工作室终于只剩我和白源两个人。
白源不得不让我分担起小部分赵亦斐的工作,于是在一个刚下过雨的午后,我和他一起接待了一位前来订制婚纱的八月新娘。
据白源说这不是个好伺候的主,假如不是曾经的朋友推荐来,他一定不会自己跳这个火坑:这位姓姚的小姐视市场上所有的婚纱品牌为烂大街货,因此从一开始就打定主意走定制路线。无奈老外们的设计美足美矣,可挑剔如她总觉得有什么欠缺,或许是不太适合东方人的气质,于是又找到国内的私人工作室。
而在一连和几位设计师闹翻后,她终于在婚期临近之际通过朋友介绍联系了白源。
“太抬举你了!”我表示恭喜,“如果能搞定姚小姐,这绝对是你事业上的一座新的里程碑!”
白源在喂鹦鹉,忍不住转身用瓜子丢我:“你还笑!这女人听起来就作得要死好伐!”
那对鹦鹉是我和他前几天从花鸟市场带回来的。原本只是去买花,但白源突发奇想,说要给工作室添点生气,于是盘算着养一缸鱼。
只是小鱼不起眼,入不了他的眼界,热带鱼倒是够拉风,可惜养一缸十万块打底,再加上极度麻烦的饲养方法,就连爱折腾的白源都直呼消受不起。于是我们只好再去看别的。无奈乌龟太无趣,蜥蜴之类的他害怕,最传统的猫狗掉毛又爱跑,不是它们把房间弄得一团糟就是剪刀大头针扎得它们满身伤,最后只好去看鸟。
刚巧这两只脑袋镶红黄两色的绿皮大鹦鹉抓着笼子门引亢高歌,白源路过时一眼看见,觉得它们前途无量,于是爽快地掏钱买了下来。
白源给它们起名阿发和阿财,寓意直白又赤*裸。他还指望着把它俩训练成门铃,见人上门就吼一句欢迎光临恭喜发财,我觉得不太现实,还是直接安个会问好的电动门比较实惠。
我们在打扫工作室和训练鹦鹉叼瓜子中消磨了一个上午,鸟叫声引来了隔壁楼里的母猫莫利,白源勇敢地把趴在阳台边缘抬头张望的长毛猫赶走,莫利丧气地跳回地面时,阿发也争气地一口叼住白源的手指,怎么拉都不肯放。
我只好顶着烈日去买创可贴和午饭,还得一路无视蹲在围墙上的莫利怨气十足的目光。
回来路上我又恰巧碰见了之前见过面的客人,免不了一阵寒暄,最后我给她看手里提着的塑料袋里的饭盒,婉拒了她一起吃午饭的邀请。
而等我回到工作时室时,姚小姐和她未来的丈夫已经坐在沙发上了。
起初我没在意,只是遵守助理的职业道德向他们问好。可当我再仔细打量才发现,这其实不只是白源的噩梦,更是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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