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军声始振
生于辽东铁岭卫的李成梁,自幼便展露出超凡的军事天赋与胆识。尽管出身贫寒,他的才华并未因此被埋没。1566年,李成梁以生员身份袭职,从险山参将起步,逐步在军中积累经验,展现其不凡的军事才能。
随着嘉靖末年至隆庆年间,辽东边疆遭遇了来自鞑靼插汉儿部(察哈尔部)的频繁侵扰,明朝边防力量遭受严重挑战。在这一关键时刻,李成梁于隆庆四年(1570年)被提拔为辽东都督佥事,驻守广宁,肩负起了保卫辽东边疆的重任。上任之初,他便着手招募四方健儿,整顿军纪,强化边防,辽东军力得以显着提升,军声始振。
隆庆五年(1571年),蒙古军队进犯盘山驿,李成梁指挥有方,首战即取得胜利,展现了其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同年,面对蒙古土蛮(图们汗)的大规模入侵,李成梁在卓山设下埋伏,巧妙指挥副将赵完等部夹击敌军,成功切断敌军首尾,最终攻入敌营,重创敌军,斩敌部长两名,获首级五百八十余级。此役不仅彰显了李成梁的军事天才,也极大提振了明军士气。
随后的几年里,李成梁继续在辽东边疆书写着辉煌战绩。隆庆六年(1572年)十月,他击退了土蛮部六百骑兵在旧辽阳北河的宿营计划;万历元年(1573年),再次在前屯击败敌人,并接连击退败逃铁岭镇以西诸堡的蒙古兵,以及朵颜兀鲁思罕的四千骑兵。连番胜利之下,李成梁的声威大震,其在辽东边防的杰出贡献得到了朝廷的高度认可,官阶亦随之晋升。
二、镇防辽东
李成梁作为辽东总兵,其镇守辽东的岁月堪称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篇章。万历元年(1573年),在成功抵御蒙古军队的侵犯后,他不失时机地扩筑了宽甸六堡,加强了边防的坚固性。然而,平静并未持续太久,建州女真都指挥王杲在抚顺马市上诱杀了明朝备御裴承祖,导致明朝中断了对女真的贡市。李成梁随即策划征讨王杲,于万历二年(1574年)率军进剿王杲所在的古勒寨,取得了重大胜利,斩首逾千,其中努尔哈赤与其弟舒尔哈齐被俘,后被李成梁收留。
万历三年(1575年),李成梁再次展现其军事才能,先是于春季击败了进犯长勇堡的土蛮,随后在冬季面对内喀尔喀五部及众多鞑靼部落的联合侵袭时,他指挥副将曹簠迎击,巧妙运用火器重创敌军,迫使蒙古军队丢弃辎重溃逃。此役后,李成梁被加封为太子太保,世袭锦衣千户。
接下来的几年,李成梁屡次挫败蒙古军队的侵犯。万历四年(1576年),他在大清堡附近击败了黑石炭、大委正的部众;万历五年(1577年),趁土蛮军队不备袭击其大营;万历六年(1578年),面对速把亥、炒花、暖兔、拱兔等部的联合入侵,李成梁派兵分屯要害城市,亲自率军深入敌境,迫使蒙古军队仓皇撤退至塞外。这些胜利不仅巩固了辽东的边防,也极大地提升了李成梁在军中的威望。
万历七年(1579年),李成梁因功被封为宁远伯。同年十月,面对土蛮四万骑兵的再度侵扰,李成梁沉着应对,命令诸将加强城防,亲自督战,最终在戚继光的支援下,成功击退了蒙古军队。李成梁在辽东的英勇事迹,不仅巩固了边疆安全,也为明朝的边防体系注入了强大的信心与力量。
三、兵压建州
万历八年(1580年),明神宗为了表彰李成梁在辽东边防的卓越贡献,特地在辽宁省锦州北镇市建造了一座石坊,以此作为对这位边疆守护者的崇高赞誉。然而,和平并未长久,王杲的儿子阿台继续与明朝为敌,使得辽东地区再度陷入紧张局势。
万历十一年(1583年),李成梁决定彻底解决阿台问题,发兵攻打其所在的古勒寨。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作为王杲的女婿,曾一度归附李成梁,但在此次战役中,塔克世与父亲觉昌安前往古勒寨试图劝降,却不幸被围在寨内。在这场战斗中,李成梁利用建州女真苏克素浒河部图伦城的城主尼堪外兰,诱使阿台开城,随后攻破古勒山城并进行了血腥的屠城行动。在混战中,觉昌安与塔克世均未能幸免于难。
这场悲剧的发生,实际上源于李成梁与尼堪外兰的预谋,旨在彻底消除阿台及其势力。然而,这一举动无疑给努尔哈赤带来了深重的个人伤痛,他愤怒地质问:“我祖、父因为什么被害?你们都是我不共戴天的仇人!你们对此有什么说法?”面对努尔哈赤的质问,李成梁深知自己的行为难以辩解,明廷为了平息努尔哈赤的怒火,将塔克世的土地、人马等财产赠予努尔哈赤,并授予他都督指挥衔,企图以此作为补偿。
然而,这份补偿并未能完全平复努尔哈赤心中的仇恨。在日后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后金政权之时,他将报父祖之仇列为叛明的“七大恨”之一,这一事件成为了努尔哈赤与明朝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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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奢靡遭劾
随着李成梁在辽东边防地位的稳固,他的生活作风逐渐奢华,不仅 揽 括 了辽东地区的商业利益,还广泛结交权贵,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然而,这种行为最终引发了朝野的不满。万历十九年(1591年),李成梁因奢侈无度和滥用职权遭到言官弹劾。明神宗听取御史张鹤鸣的意见,于同年十一月罢免了李成梁在辽东的职务,仅保留其宁远伯的爵位,允许他以该身份觐见皇帝。
回顾李成梁在辽东的统治,其战功多在塞外,外界难以核实真伪。在面对敌军侵扰时,他往往采取保守策略,依赖坚固的城池,待时机成熟后再出击,甚至有篡改战果、杀害无辜百姓冒充敌军首级的情况。阁部官员被其蒙蔽,督抚、监司稍有异议便遭排挤,导致无人敢揭发其不当行为。巡按陈登云、许守恩曾掌握其杀降冒功的证据,意欲上奏,却遭巡抚李松、顾养谦等人阻挠,引发朝中舆论哗然。御史朱应毂、给事中任应征、佥事李琯相继提出批评,但由于李成梁朝中靠山的支持,未被治罪。直至申时行、许国、王锡爵等重要支持者离职,李成梁失去庇护,最终被罢免。
万历二十年(1592年),哱拜在宁夏发动叛乱,御史梅国桢建议重新启用李成梁,但给事中王德完坚决反对,此事遂不了了之,李成梁也因此错失了在宁夏之役中立功复职的机会。在他被罢免后,其麾下将领如李平胡、李宁、李兴、秦得倚、孙守廉等相继受到重用,成为一方诸侯。然而,辽东边防在李成梁离开后的十年间,历经八位主帅更迭,军备衰落,士气低落,为后来努尔哈赤的崛起提供了契机,间接影响了明朝东北边疆的稳定。
五、再度启用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辽东总兵马林因与税使高淮发生争执,遭到弹劾而获罪。在此背景下,大学士沈一贯提议重新启用已年迈的李成梁。考虑到李成梁的军事经验和辽东边防的现状,明廷决定任命他再次担任辽东总兵。此时,辽东边疆的形势较之前有所缓和,土蛮、长昂以及把兔儿等主要敌对势力的首领相继去世,加之开原、广宁等地重新开放了马市和木市,女真各部为了经济利益纷纷向明朝示好。这一系列变化使得李成梁的复出显得更为平稳,他得以在辽东镇守八年,期间边疆相对安宁,为此,李成梁的官衔升至太傅。
在第二次出任辽东总兵期间,李成梁采取了更为激进的军事策略,意图彻底切断明朝与周边少数民族的联系。他首先对泰宁部的速把亥展开攻势,接着又对叶赫女真的清嘉奴、扬嘉奴部动手。与此同时,努尔哈赤正逐步统一建州女真,逐渐吞并海西女真,其势力日渐壮大,这为日后与明朝的冲突埋下了伏笔。
追溯至万历初期,兵部侍郎汪道昆视察边境时,李成梁曾建议将孤山堡等军事设施迁移,以扩大疆域,增强耕牧效益。汪道昆将此建议上报朝廷,获得批准实施。这一举措促进了当地民生的繁荣,人口增长至六万四千余户。然而,到了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李成梁以边疆防御难度加大为由,决定放弃辽左六堡,强行迁移六万多户居民至内地。面对不愿背井离乡的民众,李成梁动用大军强制执行,造成了大量的流血事件,无数生命在这一过程中消逝。
六、结好张居正
在明代政治舞台上,张居正与李成梁的关系堪称一段佳话。作为明朝中后期的重要政治家,张居正以其铁腕手段和深远的政治眼光,对边防事务尤为重视。在其执政期间,对边疆官员的管理严格而公正,唯有对李成梁,张居正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关怀与赏识。《明史·张居正传》中记载,张居正特别重用李成梁,主要是看重他“敢战深入”的军事风格,以及在辽东边防中展现出的骁勇善战。
张居正之所以选择李成梁镇守辽东,背后的战略考量在于对“进攻”战术的推崇。在当时,小王子部众十余万,长期威胁辽东边疆的安全,由于未能与明朝开展互市,屡次入侵边境。张居正认为,只有采取积极的防御策略,主动出击,才能有效遏制敌军的侵扰。于是,他将李成梁派往辽东,同时在蓟门部署戚继光,共同构建起一道坚实的边防屏障。
李成梁在辽东边防的出色表现,不仅赢得了张居正的信任与支持,也为自己赢得了崇高的荣誉。在被封为宁远伯后,李成梁为了进一步巩固与张居正的关系,曾试图通过赠送黄金的方式表达感激之情。然而,张居正却展现了高尚的操守,坚决拒绝了李成梁的好意。他对使者说:“你的主人以百战得功名,我若接受他的黄金,便是违背了高皇帝的遗训,有违国家大义。”张居正的这一举动,不仅体现了其廉洁自律的品质,也加深了与李成梁之间基于相互尊重和理解的深厚友谊。
七、养虎遗患
李成梁与努尔哈赤之间的关系,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复杂案例,涉及权力、背叛、复仇与崛起的多重主题。万历十一年(1583年),李成梁率军进攻阿台,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作为王杲的女婿,不幸在此次战乱中丧生。努尔哈赤与其弟舒尔哈齐亦被俘虏。根据《清史稿》记载,努尔哈赤和舒尔哈齐在战争中被俘,后因李成梁妻子对其容貌感到奇特,秘密释放二人归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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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些史料则提及,努尔哈赤曾被收编在李成梁麾下充当幼丁,数年后方得以逃脱。《明史纪事本末》则补充说明,塔克世虽隶属于王杲一系,但在被李成梁收编后,因在一次行动中充当先锋而战死。事后,李成梁将塔克世遗留的土地与人马交给了努尔哈赤,并授予都督敕书,准许他继承都督指挥衔。
努尔哈赤在经历丧父之痛后,开始了他的复仇与统一女真的征程。他逐步壮大了自己的力量,最终建立了后金,对明朝宣战。在努尔哈赤列出的讨伐明朝的“七大恨”中,报父祖之仇赫然在列,这直接指向了李成梁。
晚年的李成梁与努尔哈赤的关系变得异常紧密,甚至有传言称李成梁曾有野心借助努尔哈赤的兵力,意图在辽东自立为王,甚至觊觎朝鲜。在处理边疆事务上,李成梁对努尔哈赤的态度颇为宽松,只要努尔哈赤表示忠于明朝,李成梁就会向朝廷 保 奏 给予官职,甚至不惜放弃部分领土以安抚努尔哈赤,这种做法受到了朝中大臣如宋一韩、熊廷弼等人的严厉批评。
八、繁荣马市
辽东边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交汇的前沿地带,其繁荣与稳定直接影响着明朝的边疆安全与经济发展。在李成梁镇守辽东期间,他不仅凭借卓越的军事才能,成功抵御了蒙古和女真部族的侵扰,使这些部族对明朝产生敬畏之心,还着眼于长远,倡导恢复与少数民族的贸易往来,尤其是马市的重新开放,旨在促进地方经济的繁荣与边疆的稳定。
马市,作为明朝与北方少数民族交流的重要平台,承载着政治、经济乃至文化交融的多重功能。然而,由于战乱频仍,明朝政府时常采取关闭马市的措施,试图以此为杠杆,控制边疆民族的行为,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边疆的紧张局势。李成梁深刻认识到,长期的闭市政策不仅阻碍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也削弱了对边疆民族的影响力,因此,他主张在确保边疆安全的前提下,重新开放马市,以实现“两利相权取其大,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平衡策略。
在李成梁的积极推动下,辽东马市逐渐恢复了往日的繁华。通过马市,不仅交换了大量牲畜,如马匹,还促进了商品的流通,包括茶叶、丝绸、瓷器等中原特产,以及北方民族的皮毛、药材等特色产品。马市的重新开放,不仅刺激了辽东地方经济的复苏与增长,还增强了明朝对边疆民族的经济吸引力,起到了一定的羁縻作用,有助于维持边疆的相对和平。
九、晚年
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兵科都给事中宋一韩的一纸揭发,将辽东总兵李成梁推上了风口浪尖。宋一韩指控李成梁早年曾驱逐边民,放弃边疆土地,请求朝廷派遣御史进行调查。面对指责,李成梁请求朝廷彻查真相,随后被解除职务,等待调查结果。朝廷随即委派御史熊廷弼前往辽东,负责勘查宽奠边界的实情。翌年二月,熊廷弼的调查报告送抵朝廷,证实了李成梁与辽东巡抚赵楫确有弃地之实,且存在与努尔哈赤勾结的嫌疑,熊廷弼据此要求对二人予以严惩。然而,明神宗却将此奏疏留中不发,未立即作出回应。
三月,李成梁再次上疏,恳请朝廷对自己的功过是非给出明确结论,这是他为维护自身名誉所做的最后一搏,也是对神宗态度的一次试探。尽管李成梁年事已高,但其家族在辽东的势力依然强大,其子辈仍手握重兵。神宗在收到熊廷弼的调查报告后未予公开,却将李成梁的辩解疏文下发,这一举动表明神宗内心对李成梁仍有偏袒。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李成梁在北京逝世。神宗在哀悼之余,下令兵部对李成梁在辽东的功绩给予优厚的恤典,以表彰其镇守辽东多年的贡献。然而,就在李成梁去世三年后的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努尔哈赤发布了对明朝的“七大恨”檄文,正式宣战,辽东局势骤然紧张,成为明朝政治腐败、经济萧条、军备松弛的集中体现。
时间流转至崇祯十年(1637年),尽管李成梁已不在人世,但崇祯帝仍批准了其后裔继承职位,延续了李家在辽东的影响力。李成梁一生的功过,伴随着辽东边疆的风云变幻,成为了后世评说的焦点,其在辽东的治理与决策,至今仍被历史学家所研究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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