糜竺见势头不对,连忙出言反驳:“连高祖都说: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商人餐风露宿,担惊受怕的在外奔波劳碌,还不是为了煊赫家门?岂有为了避税,就不回家的道理?”
&说,除了我河北之外,其他地域无不奉行传统的重农抑商之策,主公对商人之恩,如同再造,就算商人再怎么重利轻义,也不可能全无触动吧?商人也是人,或许有些势力,但绝不尽是狼心狗肺之人!”
李翊虽然主政北疆已经多年,但是在糜竺之前,一直没有什么人在商业方面有特长,而糜竺加入北疆的时间又比较晚,在李翊的众多幕僚中的地位并不算高,以至于这一刻显得相当的势单力薄。
贾诩也开口道:“子仲以人性本善立论,本身就存在问题;以施恩望报来期盼他人,更有缘木求鱼之嫌,非立法之基也。”
作为一个老狐狸,贾诩这家伙在议政时很少发言,只是带着耳朵来听。不过,他毕竟不是个全无想法之人。先前的几次,基本都是李翊在说,光是消化听到的那些新奇的理念,就够贾诩忙活的了,今天李翊显然更倾向于让所有人各抒己见,贾诩自然不吝于发言。
他的发言角度,与国渊等人不同。因为他是法家信徒,崇尚的是人性本恶,主要反驳的也是糜竺说的人情世故方面的论据。
&果不回家就可以省下更多的钱,自然就会有更多的人愿意离家在外。如果缴税是为了酬恩,那么,商人们想必会给恩情标上个价码,等到还完了,他们再逃税,心里就没什么可过意不去的了。”
糜竺语滞。国渊等人是从重农抑商的角度提出意见的,他自然要据理力争,哪怕摆功劳和资历也在所不惜;可贾诩是从立法实施的角度上来说的,其中牵涉甚多,他一时间哪里想得清楚?而且贾诩在大将军府中的地位也是极高,糜竺在跟他辩论的时候,气势上就陷入了不利地位,只能是问道:“那……那文和先生你说此事该如何处置?”
贾诩一板一眼的说道:“别无他法,只能加强各地之间的联系。将主公提议设立的商业司从地方官府中独立出来,与地方政府配合,却不完全受其约束,专门对各地的商人进行管理,收缴税款,惩罚奸商。”
&是这样一来,人力成本就太大了。”国渊、王修都是眉头紧皱,“人员往来,消耗已是不小,依照文和先生所说,往来各地的还有大量的资料,并且在商业司中,还要有大量擅长算筹的文吏,就为了区区商税,如此大动干戈,是不是有些因小失大呢?”
他们质疑的对象是贾诩,但眼睛看的却是李翊。
&外,”一直不动声色的田丰也开口了,“如果真要建立商业司,刑律方面也要跟进,若不然,就算商业司运作正常,也无法阻止少数奸商向官员行以贿赂,令后者损公肥私。”
人多计广,在场这些人都是才智高绝之士,虽然各自所持的观点和理念不同,但你一言我一语的说下来,倒是把商业税的相关种种,都说到了。让李翊自己回忆,一时三刻还真就搞不定,现在被众人这么一讨论,他的思路也是渐渐清晰了起来。
等众人说的差不多,提不出新的意见了,李翊竖起一根手指,意味深长的说道:“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要获利,就必须得投入,所以,商业司的建立势在必行。子尼几位的担忧固然有其道理,可你们却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你们判断商业税规模的标准,是从前,实行抑商政策的从前,而不是商业全面发展的今后!”
国渊的眼神透露出了一丝茫然之色。商业大发展是什么样的,他完全想象不出,因为历史上没有可借鉴的例子。
以糜家为例,没错,东海糜家是天下闻名的巨富,可有谁知道,糜家这些家业,是几代人的努力才造就出来的呢?
答案是五代!
一般来说,二十或三十年就可以视为一个时代了,糜家的发达,可以追溯到东汉光武中兴时期。从一介普通豪强,取得了地方官吏的职位,而后苦心经营,历经了一百多年,这才有了糜家如今的规模。
这是华夏的豪强通常的发迹模式。
看似庞大的财富,如果分散到一百多年当中去,其实也算不了什么。糜家对北疆的支援,作为厚积薄发的一种政治投资很给力,但若是换成李翊主张的交易税,大将军府能从糜家得到的财富并没有多可观。
糜家尚且如此,天下虽大,又有几个糜家呢?
所以,国渊并不是很看好李翊劳师动众的计划,他认为,除非像汉武帝那样狠捞一笔,否则这个所谓的商业司,只会造就一群赘员。现在,突然被李翊问了这么一个问题,他自然无法回答。
见国渊不能答,李翊转向糜竺道:“子仲,你觉得呢?”
&果没有从前的抑制,以我河北目前的态势,造就一个糜家,二十年足矣!若是海外的财富果然如主公所说,十年造就一个糜家又有何难?等到将来天下太平,大汉雄师旌旗所向之处,纵是一夕之间,出现糜家这样的巨富,也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糜竺高声回答,表情语气中,洋溢着满满的信心。
现场一阵骚动,幕僚们都被糜竺的话吓到了。
他们很少对商业加以关注,故而也没有很明确的概念。可对糜竺的为人,所有人都有着很深刻的认知。此人眼光精到,魄力十足,为人颇有雅量,在他身上完全看不出普通商人的市侩。他说的话是靠谱的,他用这么肯定的语气说出来的话,就算无法完全实现,也不会差得太多。
若真有这么巨大的财富流通起来,那主公定的税率,不但不低,反而非常可观啊。
李翊的威望,加上糜竺的人品保证,商业司的建立总算是提上了日程。
这个事情,要是换在去年七月之前,恐怕很难得到通过,因为那时候的朝廷,占据主要地位的还是先前洛阳和长安朝廷的老臣子,这些老顽固绝不可能同意李翊的这些提议。
然而,在去年的时候,因为长公主婚事的事情,导致蓟城朝廷出现大地震,老臣们在那次风波中几乎被一网打尽了。
尽管在新的朝臣中,当初长公主刘静为了制衡李翊以及北疆系,任命了不少的硕果仅存的老臣,譬如甄举、杨彪、司马防、皇甫嵩、朱儁和孔融等人。
但是,尽管这些人都是位处三公九卿这样的高位,但是现在他们已经影响不了李翊对朝廷的掌控。
或者可以说,这是天子和长公主为了麻痹自己,说是蓟城朝廷还没有完全掌控在李翊的手中的自欺欺人之举。
这些人所担任的职务,其实根本做不了什么事情,因为在清洗了几大家族的人之后,下面真正做事的人,全都是出自北疆。
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些人就是一个光杆司令,如果不违背李翊的意思还好,一旦违背了,那他们的手下就根本没有谁听他们的了。
实际上,以河北目前的状况,李翊若是想通过什么决议,只要下道命令就足够了,不需要反复磋商讨论。
截止目前,河北的各项政令基本上都是为了战争而服务的。屯田是为了积蓄粮草,对工业方面的改进是为了更好的武装部队,发展商业则是为了筹集更多的财富,教育是为了培养人才。这一切都是为了在争雄天下的过程中占据先机。
不过,这其中也有区别。
教育和屯田是最简单的,这里说的简单,并不是说这两项工作本身很简单。实际上,屯田对组织力和对农业的了解要求很高,若是那些连黍麦都分不清的人,就算再有学识,也很难在屯田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
教育更是复杂,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凡是涉及到人的事务,没一个简单的,培育人才可比种田复杂多了。
之所以说它简单,关键的问题是这种事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先例,同时也有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在屯田上,有国渊、王修这种对屯田很有研究的干才,而在教育上,则是有着郑玄、蔡邕、管宁等教过学生无数的大儒相助。在这两个事情上,李翊只要确立方略,放手让属下去做就可以了。
就连工业方面的问题,幕僚们的抱怨也主要集中在李翊提出的那些技术向的理念方面,组织生产什么的则没多大问题。
将工匠集中起来,组织生产,在秦朝时就有先例。李翊对秦朝未必有多少研究,但照猫画虎的本事总是有的。
在这方面,出于稳定的考虑,李翊的变革不算大,前景也可以预期。就是把工匠当成读书人对待呗。这种转变属于观念问题,只要思路清楚了,做起来就很简单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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