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势 第004章 民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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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容易止住笑，秦时竹翻开下一页稿纸说：“那我继续说下去吧，中产阶层主要是城市中有专业技能或特殊技能的人，一般收入中等，可以维持小康水平，但依然面临着沦为无产者或半无产者的危险，例如教员、政府低级职员、会计等等，他们一方面努力希望向上等阶层*拢，一方面又很害怕沦落下去；

    资本家阶层可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民族资本家部分，主要是国内兴办实业的企业家和大商人，比如张謇，又比如我岳父（秦时竹说到这里，大家都点头，心想，他要不是就没人是了）一般而言，他们掌握了比较雄厚的资本，兴办了一批产业，有一定作为，虽然与列强之间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但依然能够在政治上保持独立或基本独立；

    买办资产家部分是指与外国有比较密切联系的企业家和大商人，他们的经济势力和科技水平主要建立在勾结列强的基础上，他们虽有一定的独立意识，但只要列强一紧逼，很容易动摇、退却，甚至反过头来对付自己的同胞，他们往往从属于一个或几个外国主子，如果看到他们也反对列强，那肯定是和他们主子之间有仇的那一部分他们是列强在中国的代理人，如盛宣怀等人；

    民族资本家和买办资本家之间的关系很难划分清楚，具体到某一个人往往会变动、转化。随梦小说网 http://m.suimeng.co/甚至会有兼而有之地特征，但大体区分还是比较明显的。

    本来，官僚阶层是中国社会一个独特特征，士、农、工、商的传统分法就单独列举为一个阶层。但我以为，从前的分法大都以职业为划分，并不能反映其经济地位，故而让人费解。官僚阶层本身也分层，其下层，主要是供职于政府地普通职员或低级官员，无特殊技能。如衙役、捕头等，可以划入农民阶层；中层官员，有一定专业技能，收入尚可，经济地位与中产阶层相仿，如文书、师爷等，故可以归入此一阶层；上层官员，一般地位较高，经济实力雄厚。有一定能量，我把他归入地主阶层和资本家阶层。在现实中，也常常可以看见，很多官员在朝时是官僚，在野时是地主，两者的身份结合体现得极为明显，地主阶层中那些穷奢极欲、腐化堕落的，往往也是这批人。因为他们的钱财大都来自于贪污受贿，钱来得方便，花钱自然也大方，象袁世凯就是大地主，一人娶十几个姨太太”众人哄堂大笑。

    “官员中有部分比较开明，将自己的资产转移到新兴实业中去，由于他们掌握政权。有地位、有实力，各方面人际关系娴熟，慢慢地从地主变成了资本家。有些严重依赖国家政权和外国势力，那就是买办化的资本家，如盛宣怀，既是邮传部大臣，又是轮船招商局的董事长。那些官督商办地官员。比如象周学熙那样。一开始也有买办色彩，但逐渐逐渐演变成民族资本家了。在我们东北。禹部长就可以算是民族资本家阶层出身。”

    “复生兄，我个人感觉，有些人身上不仅有一种身份，甚至可能有两重。”袁金铠说，“就拿沈先生举例，他不仅是地主阶层，同时也是资本家阶层，这个您做何解释？”

    “一个人归入于哪个阶层，并不是说他和哪个阶层沾一点边就属于哪个阶层，而是看他主要的经济地位属于哪一个阶层。”秦时竹说，“以我岳父举例，这些年钱是越来越多了，但地却没有多起来，甚至更少，因为都用来办实业了，他虽然也带着地主阶层的特征，但主要的经济地位是在资本家阶层。”

    张榕问：“从都督这个分法来看，似乎还有按职业区分的痕迹，比如，在农业是农民和地主阶层，在工业是工人和资本家阶层，只不过是成对出现，而且将士这个阶层取消了，您是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结论大体不错，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夏师长的丈人办了垦荒公司，雇了一堆人开荒、种地、卖大豆等农作物，从事的也是农业，但他就不是地主阶层，或者说他的主要经济地位不是地主阶层，而应该是资本家阶层。他所雇佣的农民，应该算是产业工人中地农业工人。”

    “都督的分法很不错，不仅独到而且准确，但这个分法有什么意思吗？和我们的党纲、党义有什么具体联系？”

    “为什么要这么区分，就是要探究社会不公、不安究竟产生于何处。除了清朝这一代，大家说说历朝历代灭亡的真是原因是什么？”

    大家纷纷讨论起来，不外乎农民起义、外族入侵、内部权臣政变等等。

    秦时竹说：“中国古代，历来就是农本经济，多小农，即使有商人也是崇本抑末，发达不起来。这么多王朝为什么会亡，我看根本问题就出在农民身上。清朝有句话我觉得说得不错，清之天下，非得自于明，而得自于流寇，是李闯王打进了北京城，逼得崇祯皇帝吊死在煤山。可李自成为什么会造反？中国的老百姓不到活不下去，是不会造反的，官逼民反时早已是苛政猛于虎了。”

    “据明史记载，主要是陕西大灾，明廷不但不减税，反而继续加派赋税，百姓苦不堪言，所以才纷纷起来造反。”左雨农说，“特别是为了和满族开战，加派三饷尤为苛刻。”

    “这只是表象，中国历代的兴亡，其实可以从土地兼并上找出原因。每个朝代前期，土地兼并之风还不是那么厉害，故而天下可得安生，中期以后，土地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赋税却越来越加于农民身上，地主大都有权有势可以不缴纳，而农民就只能饥寒交迫，他们无奈之下，或者逃亡，或者依附于地主。但朝廷的赋税是不会减少地，这些空额就只能由其他农民继续承担，好比一村本来有100户纳税，后来变成了50户纳税，纳税的人少了，税额不少，等于每户的份额就多了，更加刺激其余的农户流亡，发展到一定阶段，就是天下大乱，造反蜂起，然后就是打仗、死人。待建立一个新的王朝后，人口减少，有些地主死于大乱，他们的田地又可以重新分配，这个兼并的矛盾暂时得到缓解，等太平日久，又开始新一轮地兼并，然后再大乱如此周而复始，形成一个怪圈，每个王朝开头都是政治清平、社会安宁、百姓可得温饱，到末期却都免不了民不聊生”

    “都督的话真精辟。”左雨农不好意思地说，“我原来总以为是开国皇帝知道百姓艰辛，故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然而他们子孙不像样，所以天怒人怨”

    “从都督这个意思来说，土地兼并是治理不好的喽，就是唐太宗李世民再世，是不是面对崇祯末年这种情况恐怕也无能为力？”袁金铠问。

    “一个好皇帝和一个坏皇帝相比，总归对人民是有所好处，如果崇祯末年李世民为帝，明恐怕不会亡得那么快，但人终究有一死，李世民的子孙不可能都象李世民这样能干、英明，这个王朝总有亡的时候。”

    “所以我们要实行共和、宪政，传贤不传子，可以保证天下安宁。”张榕感叹道，“没想到为什么要革命这个道理经过都督这么一说，变得如此清晰。”

    “我说这个，主要目的还不是为了解释革命。”秦时竹说，“你们注意到没有，各大列强自己也有农业，也有农民，他们也有土地兼并，为什么他们就不亡国呢？”

    “主要是*掠夺我们，且不说鸦片战争，光甲午一战，赔了小日本二万万三千万两白银，一下子就等于日本本国近十年的赋税收入，辛丑条约赔得就更多了。”

    “不完全对，列强之所以发达，之所以不怕土地兼并，是因为他们发展了实业，或者说工业。”秦时竹认真地说，“一国地土地终究是有限地，这个不大多得起来，但人口却是年年增加，大家如果都挤在一起弄饭吃，迟早要出乱子。你看现在无业流民这么多，就是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幸亏现在革命，如果还象洪秀全一样，登高一呼，万众响应，这些流民就会都投身进去，造成地破坏力相当惊人。发展实业，就可以吸纳众多的劳动力，一方面减轻了社会压力，另一方面也创造了大量的财富。试想，一个占地一千亩的煤矿，如果是农田，那五十户人家耕种还是紧巴巴的，但这么大的煤矿如果用来挖煤的话，起码得雇5000人才够；又比如一块20亩的荒地用来开纱厂，可以吸纳1000以上的工人，创造的财富何止种田的千倍？全国除了我们东北还有西北，哪里还有多余的地方让农民开垦？时间一长，天下又得大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