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是个特不懂教育的家长。他受了王述的气就回家骂儿子,一句“没出息”骂出来,儿子们真的绝了积极做官光耀门楣的念想,自暴自弃,一个个变着法子叛逆。其中最搞怪,最五花八门,最令人目不暇接的就是王徽之。
他走到哪里,就算是只住一个晚上的屋子,也要让人在屋前种竹子,几十年如一日。他还曾经一声招呼都不打就住进一户人家待了好几天,弄得主人神经紧张,他却只是看了几天人家种的竹子,拍着手赞叹,好竹子,好竹子!之后扬长而去。旁人劝他别总是兴师动众,他却说:饭可以不吃,竹子不能不看。
但毕竟生在贵族家庭,就算他再搞怪,朝廷也要挪一个体面的位置给他,以示对王家的尊重。于是对军事一窍不通的王徽之被安排做了桓温的参军,之后又转为桓冲的骑兵参军。对于王徽之,做官和没做也没有什么区别——天天不洗脸不上班,直到桓冲忍无可忍来兴师问罪。桓冲问,你具体的工作是什么?王徽之稍微想了一下,大概是管马的?桓冲又问,管多少马?王徽之说,我都不认得马,哪里知道有多少?桓冲咬牙切齿,又问,马和死相比起来怎样?王徽之听出这是威胁他,但依然淡定地装糊涂,我还不明白活着呢,怎么明白死呢?不能打,不能骂,碰上王徽之这样一个“无赖”,桓冲只能听之任之。在桓家这样一个有着积极朴素的处事传统的家族里,最不兼容的大概就是王徽之这种人。但是王徽之也有办法在桓家找到知己:桓伊。
王徽之有次坐船回家,船停在南京城里的清溪码头,这时候恰好桓伊从岸上过。两人素昧平生,但是王徽之听说桓伊善吹笛,就大方要求道,能不能给我吹一首?桓伊当即掏出笛子奏了三调。王徽之在船上听着,仿佛有梅花的气息幽深又飘渺,这曲子就是后来的《梅花三弄》。而后两人又各走各的路,没有一句交谈。
王徽之爱竹,爱好听的音乐,爱一切能够让他产生美妙情感的东西。虽然魏晋是中国人最敢爱敢恨的时代,但在名声和事务的包裹下,更多的人只能适可而止。但是王徽之不知足,他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寻找快乐的事业中去。他把自己活成了一幅画,像是神仙一样,让人膜拜。
元代的画家张渥有幅名画:《雪夜访戴图》,主角就是王徽之。
大雪初歇,月夜亮如昼。徽之卧而不能眠,干脆爬起来一舸一人一壶酒去找老朋友戴逵。然而坐了半夜的船,爬了半夜的山,走到戴逵门前,徽之想了想,却最终没有叩动门环,又转身走了回去。
按照重结果的实用主义观点来看,这是中国古代最二百五的故事——辛辛苦苦折腾了大半夜,到了朋友家门口却不进去,简直是傻x。但是王徽之要的就是心里想着友人,眼睛看着风景的好心情,至于敲开门之后,既要解释半夜来访的理由,又要顾虑好友是否正有同样的心情,还是算了。
后来颇有魏晋风度的苏东坡也遇见过一个差不多的场景,然后非常文青地写了一篇日记——《记承天寺夜游》: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但是苏东坡显然没有王徽之孤独的自由,硬生生地闯到张怀民屋子里把他拎了出来。
苏东坡也想做王徽之这样纯粹的人,只是他的抱负太大太多,闲庭信步只能是偶尔犯文青病时候的随笔。后来的很多人也想学王徽之,于是有了各种各样的度假别墅、山林大宅。只是王氏的生活只能是庸常生活中的一次小憩,谁也不敢把整个生命交托给愉悦。好像不苦大仇深地逼一逼自己,做出点也许微不足道的业绩,就对不起这一辈子。那个业绩就是王徽之不在意可别人却非常在意的东西:结果。
家里信“天师道”,又从小跟和尚们混,王徽之早早的一眼看到所有人最后的那个结果:死亡。既然生命到最后不是寂灭就是轮回,那虚耗在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上,为了得到几句虚无缥缈的赞扬不是件很傻的事情吗?王徽之对于美和愉悦的追寻从来那么急切,急切得好像那是他可以做的最后一件事情。
在他临死之前,一向满不在乎的王徽之终于显出最悲伤的一面来。徽之和弟弟献之的关系非常好,不知道是不是上天的有意安排,在徽之病入膏肓命不久矣的时候,传来噩耗:王献之病亡了。王徽之听到这个消息一滴眼泪也没流,只是淡淡地问,“什么时候死的?为什么我一点都不知道?”他面无表情,家人恐慌,居然没有人敢拦卧病在床的徽之要去奔丧的要求。
奔丧也有规矩。吊唁的人要先在灵前大哭,还要一边哭一边跳脚,跳三下是规则。然后逝者的儿子也要跟着哭。而后,客人要握住逝者儿子的手寒暄一下,互相慰问。但是魏晋时候死了人,这套礼节就不怎么要求了,先是有曹丕带着太子府的哥们儿在王粲坟前学驴叫,后来又有阮籍死了妈照样又吃猪肉又喝酒。而王徽之到了献之家,也不哭也不跳,更不握孝子的手,径直坐到灵床上,抚起献之留下的琴来。古琴是个容易走调的乐器,每次弹之前按道理要调弦,但是徽之不管不顾地弹起来。歌不成歌,调不成调。失去至亲的伤痛全都在琴声里,是只有徽之和献之能懂的默契。一曲弹罢,徽之像伯牙一样投琴掷地,大呼一声,“献之啊献之!人和琴都亡了!”
悲痛之下,只过了一个月,徽之也亡故了。
王徽之和王献之是王羲之最小的两个儿子。献之老幺,自然最受父母宠。王献之是个乖孩子,平稳地做官,安静地做名士。既有名士的率性,又有当官的那种端着的劲儿。有次失火,徽之赤着脚赶紧跑出来,献之还不紧不慢地穿衣服,让人把他放在肩舆上抬出来。有人说这是献之处乱不惊,将他和坐船遇到风暴、惊涛骇浪间依然神色安然的谢安相提并论。但人都怕死,处乱不惊除了胆大更说明这人“装劲儿”十足。谢安的装劲儿是魏晋第一,王献之算是他的徒弟。对于做官的人,这是极好的品质。但是徽之不需要,他的爱恨是原始的,不需要巧饰。处乱不惊可以装出来,但是原始的真诚却只能是浑然天成,修炼不来。
后来的武侠大师写小说,总喜欢让男主角跳崖或者半死不活之际为世外的高人、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所救,只是伤愈之后要不然是将世外高人也搅进江湖恩怨,要不然就是救人的人反被追踪而来的仇家所杀。总之,在文人的梦里,除了侠客还有原始的拙朴,可是原始的拙朴常常不能善终,因为我们都明白,这种桃花源般的性情太过脆弱,稍一放纵就会伤害自己和家人。于是当王徽之这样的人大喇喇地出现的时候,我们只能倒吸一口凉气,缓缓吐出,赞一声: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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