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空土豪团 第115章博士论文

    这是十月16日的更新，求票支持。

    从北宋回来之后四人就关于北宋经济体系收集的资料经行了大讨论，宋代最典型的经济现象就是四川的铁钱特区和东南沿海的钱荒。可从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中总结,两次改革的初衷都是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和军事危机,正是在解决三冗问题。

    关于北宋出现钱荒的原因，从宋代开始就有很多学者解释，宋人的论述的主要观点有铸量不足，新法，解铜、钱禁，私铸私销等等，近当代学者主要是从货币流通理论来论述。李颛的观点是北宋冗官、冗兵、冗费导致的行政机构主导的货币流通周转速度减慢，也就是货币的支付手段过于突出，才导致了钱荒。但是如果仅仅是支付过多，政府又缺乏支付能力，那么宋朝为什么还要坚持这么做呢？

    陈琛认为北宋政府并非想要坚持这样做,但要消除三冗问题的危害，就必须要改革.但改革必然会受到既得利益阶层的强烈反对，其中就包括北宋官僚阶级的大多数者.还有那就皇帝们往往左右摇摆和半途而废。

    一开始当皇帝看到了国家的困难和现实存在的各种问题，他们愿意通过改革，达到兴利除弊、富国强兵的目的。但一旦反对的呼声过高，他们又在内心深处害怕改革的进程会影响到整个国家大局的稳定和自己手中的政权。

    为了稳定，为了笼络天下的整个文官阶层，他们只得放弃改革。王皓认为铜是国家的禁榷物，民间缺铜，就销熔铜钱，制造器皿，可以获利五至十倍。北宋虽严禁“铜钱阑出塞外及南蕃诸国”，但铜钱私下外流越来越多。铁钱越来越轻，铜铁钱的比值不断增长。民间多储藏铜钱，不愿在市上流通。尤其是贵族、地主，大量窖藏铜钱。唐宋货币的储藏之风,是由于商品经济不发达、信用制度落后、社会保障体系落后以及心理因素造成的.货币的储藏是一种常态,而钱荒是这种常态下的变态.赋役的货币化、货币流通体制的症结、高利贷资本猖獗、私铸盛行、大量发行楮币、销铜为器等现象都导致钱荒的发生,但这几种现象都最后归结到了货币的储藏上来。

    哈里却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宋代拥有封建社会最大的官有资本，同时也是工商业最发达的王朝，对外贸易流出的铜钱才是本国货币流通量不足的根源。

    神宗一年铸造500万贯铜钱的记录虽然是真的，但是根本无法支撑每年光收取关税就能达到1200万贯的外贸规模。即使每年都能达到峰值的500万贯铸造规模又如何？

    北宋收取的关税对于进口物资来说大部分都是实物税，而出口税则多数属于货币税，夹带铜钱出境的利润高得简直无法想象，至少是20倍的利润。每一艘船即使在货物中夹带百分之一的铜钱出境，航行一次的利润就能增加20。这是什么概念？日积月累下来，按照贸易规模来倒推货币净出口规模就可想而知了，大宋几十个钱监（铸币局）每年铸造的新钱速度可能还赶不上流失的速度。

    在四川这个严重缺乏铜钱流入基础的地方实施铁钱特区也是无奈，这里每年都要承担比其他州郡更加繁多的税赋，作为天府之国本来就是鱼米之乡，物产丰富，但是偏偏缺少大的铜矿，其他的地方本来就缺少铜钱，如果再被四川出口的大批货物卷去了铜钱，全国的钱荒和通货紧缩就会更加严重，所以四川每年进出口的贸易顺差就会转化成税收被抽走，实际上照样被打回到货币净出口的状态。

    没有铜钱（全部交税了）自然就只能使用朝廷不要的铁钱，这也是唯一的方法，铁钱太不方便就只好发行交子来当支票。

    就研究古代货币和经济问题讨论了几天几夜之后四人才找到根本原因。北宋末，宋政府投放于市场的铜钱总量约有三亿贯，这个货币总量，是足以满足当时市民的交易之需的。

    南宋的“钱荒”则通常表现为“物贵而钱少”，可见并没有发生通缩，总体的货币供应量并不缺乏。

    况且，宋朝的商业信用工具也比较发达，大宗交易通常不必使用现金，而是采用“赊买赊卖”等方式。

    钱到底跑到哪里去了呢？———很大部分“沉淀”下来了。换成最近流行的说法，“‘钱荒’不是因为没有钱，而是钱没有出现在正确的地方”。大量的铜钱，在流动性非常低的地方躺下来不动弹了。这里的“铜钱沉淀”，包括政府的货币化税收将大量钱币回笼，也包括民间的储蓄风气。李觏说“民间鲜藏镪之家”，可能不大准确，因为宋朝的富家恰恰普遍有积储铜钱的习惯，库藏起来的钱叫做“镇库钱”，如青州民麻氏，“其富三世，自其祖以钱十万镇库，而未尝用也。”

    因为钱币被大量贮藏，致使流通领域的货币短缺，南宋时，朝廷便出台了一个法令，要求“命官之家存留见钱二万贯，民庶半之”，其他的铜钱必须变换成金银、钞引之类。但以宋朝松弛的社会控制，这样的法令肯定是无法执行的。

    宋朝富室又为什么热衷于收储铜钱？因为铜钱能够保值。北宋和南宋都有发行纸币，北宋时叫交子，南宋时叫会子，尤以会子的流通范围更广。但纸币作为信用货币，如果国家超发，就会迅速贬值，南宋后期的会子就贬值得厉害，第一界会子可以兑换近800文铜钱，发行到第十八界时，每贯会子只可兑换铜钱不到200文。

    这便出现了典型的“劣币驱逐良币”，市民拼命花掉纸币，积储铜钱。而铜钱超发，钱的面值会贬值，但铜本身的价值却是稳定的，宋代大量铸造铜钱，导致铜钱的面值低于材值，一贯钱价值一千文，但如果将一贯钱熔成铜器出卖的话，其值将超过一千文。

    这就使得“毁钱铸器”成为有利可图之事，于是，“江浙之民，销毁钱宝，习以成风”，“奸民竞利，靡所不铸，一岁之间，计所销毁，无虑数十万缗”。而江浙正是“钱荒”的重灾区。面对反复出现的“钱荒”，宋朝政府的对策是实行“钱禁”，即严厉禁止商人携带铜钱出境贸易，禁止民间私自毁钱铸器。

    这一思路有点像楼价高企不下了就采取“限购”措施，看起来是对症下药，实际上经不起经济学的考验。宋朝的“钱荒”并不是因为货币总量供应不够，而是货币循环过程中出现的“短缺假象”，货币总量既然充足，“钱禁”不但毫无必要，而且破坏了市场本身的调节功能。在自由市场中，假如铜钱供大于求，钱的购买力就会低于铜本身的价值，这时候，市场自会驱使人们将铜钱熔为铜器，使市场的铜钱流通量减少，币值回升；假如铜钱供不应求，市场也会鼓励“钱监”(宋朝的造币厂)铸钱，并吸引民间储藏的钱币流回市场。

    这样，铜钱的市场流量跟市场需求之间，会自发地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宋朝的宰辅虽然有非常明显的“重商主义”倾向，可惜经济学知识却很欠缺，而且比较迷信行政调控的力量，于是将市场的调节机制当成了造成“钱荒”的因素加以严厉限制，一边厉行“钱禁”，一边铸币放水，加大流动性的供应。这就更加导致的币值下跌和毁钱铸器。

    有了这个经验，下次四人就不会携带那么多的铜钱和金银去那些地方完成任务了，只需要携带一些高科技物品就能获得很多的货币套购物资，尤其是那些自动化的铸币机械和能够创造巨大利益的精密设备。

    从新政府废除宋钱，收税等一切公司支付全部使用新朝的纸币就能统计出所有民间铜钱的总量了，这些钱全部都要兑换成纸币和金银币，海量的铜钱除了几百万贯选出来留作文物古钱之外全部销毁作为铜料。

    得到了各种半年间收集的资料最后推论出一个结论，北宋并不缺钱，那些书面上的讨论都是士大夫对大批流出和铜钱大批窖藏导致的物价上涨幻觉的忧虑罢了。通缩从长期来看从来就没有出现在宋代。货币总量、金融发展、商业市场发展、工农业进步和财政之间的影响在宋代这个高度集权和帝国时代典型国家的关系非常微妙，写一本500万字的巨著出来也很容易。

    这段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中国特色经济史就成为了四人拿经济学博士学位的敲门砖。数据收集和基本的证据不用四个大老板亲自整理，他们只需要在章节、框架和结论上面动动笔，把骨架搭出来就行了，皮毛肌肉就由下属的那些经济专业出身的公司策略研究员动手帮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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