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林子轩筹备新电影的时候,上海的报纸上开始了一股讨论这个时代爱情观的热潮。
起因就是他的那本武侠小说《白马啸西风》。
林子轩把稿子交给严独贺后就没有注意,这毕竟只是一部中篇小说,还不到七万字。
严独贺看完之后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特别的怪异。
第一个怪异在于这是一部以女性为主角的武侠小说。
在《白马啸西风》里,最重要的人物当然便是李文秀这个女孩子。
全篇故事都是围绕着她发展,她目中所见,心中所思,全成为故事的情节。
在中国这种男尊女卑的大环境下,不能说没有以女性角色为主的文学作品,但极为少见。
在戏曲上有《杨门女将》,诗歌上有《木兰辞》,更有无数描述闺怨的词作。
也出现过如李清照和朱淑真这类词坛名家。
但女性文学从来都不是文学创作的主流,甚至是偏的不能再偏的冷门。
在十里洋场,有些末流的作者为了勾起男性读者的好奇心,特意用女性的视角和语气写艳情小说,这在文坛属于不入流的手段。
严独贺不相信林子轩会采取这种方式来吸引读者,他想到了林子轩的《乱世佳人》,也是以女性的视角来讲述故事。
这难道是小说未来的创作趋势?
他不知道的是,自从民国开始,西学东渐、兴办女学、大学开女禁,女子能够入学,甚至是到国外留学,这让女子增进了学识,开阔了视野。
由此培养了一批思想独立的女性文学家。
她们以女性的视角看待这个世界,以细腻而温婉的笔触写出自己心中的所思所想。
女性文学逐渐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潮流。
女性文学和女性解放是相伴而生的。
早期的女作家,如庐音、石评眉、冯沅珺的作品里那种浓得化不开的迷惘、徘徊、悲凉之气,便源于这种女性解放的理想与封建古国沉闷落后的现实之间的矛盾。
后来的张爱灵和萧虹,更多的是对自我的生活,对社会的探寻。
至于后世的女性文学,更是触及到了心灵和身体的层面,争取彻底的解放。
林子轩的《乱世佳人》和《白马啸西风》恰巧出现在了这个时间点上,又恰巧以女性为主角,可以说是一种巧合,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必然。
这是中国女性文学萌芽和觉醒的阶段。
林子轩一不小心扮演了女性文学启蒙者的角色。
当然,就算没有林子轩,也会有其他人扮演这个角色,女性文学的觉醒是时代大环境造成的,正如白话文的出现一样。
胡拾和鲁讯也只是时代的选择。
这两部小说在上海引起了不小的反响,特别是在女性群体中,她们喜欢思嘉身上西方女人的直爽,也喜欢李文秀身上东方女人的含蓄。
她们从这两个女人的身上看到了一种希望。
思嘉和李文秀一样,都是有独立思想的女人,不过对于得不到的爱情,思嘉选择了争取,李文秀则选择了放手。
这就是西方女性和东方女性的区别。
上海的女人更容易接触到西方文化,更为大胆,有些女人甚至给林子轩写信,想要和他谈谈人生和理想。
这其中不乏上海交际圈子里的名媛们。
这些名媛们的生活较为丰富,但内心颇为空虚,她们把林子轩当成了知音,认为他最懂得女人的心,否则写不出如此让人动情的人物来。
这些信件成了林晓玲和冯程程取笑林子轩的证据。
在冯程程看来,林子轩真不怎么懂得女人的心思,在和女人的交往中,有时候甚至是有些笨拙,不知道怎么应付。
这和上海滩那些周游在美女圈子里的公子哥们截然不同。
这也是让冯程程放心的地方。
不过她不知道,林子轩只是继承了后世的性格特点,骨子里想入非非,表面上道貌岸然,典型的有贼心没贼胆。
严独贺认为第二个怪异之处在于《白马啸西风》不像是武侠小说,更像是言情小说,而且是那种虐主的言情小说。
因为它提到了一个命题。
如果你爱的人不爱你,你该怎么办?
这就是引发上海报纸大讨论的主题,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爱情观。
在这个时代,包办婚姻还是主流,能够追求自由婚姻的毕竟是少数。
在民国时期,法律上规定了是一夫一妻制度,想要再娶,必须要和原来的妻子离婚。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代很多名人都有离婚的历史,比如徐至摩。
同样也能看到很多女性勇敢的追求自己的幸福。
这是一个思想解放而风起云涌的大时代,旧思想和新思想进行着激烈的碰撞,从而造就了无数人的悲剧。
那么在这种环境下,我们是小心的维护旧有的婚姻,还是追求自己的幸福。
这里要说明一下,虽然民国时期规定了一夫一妻制度,但执行起来比较困难。
因为很多男人都有妾室,后来法律做出补充,取消“妾”这种说法,把“妾”算成是男人的亲属,所以就有了姨太太这种称呼。
说起来是掩耳盗铃的做法,但在民国时期非常的普遍。
《白马啸西风》在《快活林》上连载了一个月。
读者们原本非常期待武侠大师金勇的新小说,可真正见到了却惊讶不已。
这是一个没有朝代背景,发生在遥远大漠的一个女孩子的故事,和《射雕英雄传》这种大气豪迈的武侠小说不同,这更像是一部爱情小说。
尤其是最后李文秀放手离开大漠,孤零零的一个人返回江南,更是让人揪心不已。
于是,有人看的憋闷,就在报纸上发文讨论李文秀的选择,对待爱情,要不要放手?
接着就有人说起包办婚姻的问题,在包办婚姻之下,我们根本没有选择爱情的权利。
还有人对当下离婚的人做出批判,认为是抛弃糟糠之妻,应该受到社会的谴责。
此时报纸上的讨论已经远远超过小说的范围,变成了一个社会问题,不少学者参与其中,这是民国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讨论爱情和婚姻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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