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梁帝国三省六部这一中枢制度的确立,代表着自两汉以来皇权对于外廷的干预和分权总算告一段落,且终于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三省六部若是追溯渊源,前身其实都是君王内侍近臣,皇帝为了保证君权得以独大,且对外廷能够形成有效制约,而不断将自身的权威下放给这些近侍臣子,使他们得有资格参与到外廷行政之中,对原本三公九卿的体系不断造成冲击,甚至他们彼此之间也都存在着相互制约的能力。
当然,除了三省六部这一中枢主体制度的创设,远三公九卿旧制也得于保留,只是不再作为中枢制度的主体而仅仅只是一种补充。
这其中,三公成为真正的荣衔用以犒奖那些正色立朝的耆老重臣。而九卿则剥离原本的政治礼遇,退化为单纯的事务性职事,用以补充三省六部偏重政策的不足。
这也算是一种褪去繁华之后的返璞归真,九卿改为九寺,再加上同为事务性的五监,如是便组成独立于三省六部之外的事务型职官体系。
三省六部,九寺五监,再加上一个风闻奏事、监察百官的御史台,如是便构成了中枢官署的基本构架。
这一整套台省、寺监的定制改革,在大业元年伊始的一年多时间内逐渐完成。这还是因为朝廷中枢本就脱胎于原本的洛阳行台,诸多创制其实早有雏形,在审定职权、核定品阶之余,同样没有荒废了正常的行政事务。
当然,在这一年时间当中,除了中枢改制之外,朝廷对于地方上的监控也并没有松懈。
至于地方积弊,其中最大一桩就在于州权过大,这是后汉以来长久积弊,单以江东举例,三国之中的东吴政权所以创立,基础就在于半个扬州的江东六郡。而荆州更以分陕重镇,屡屡抗衡中央。
更不要说,大梁皇帝沈维周本身就是从方镇崛起,构建霸府,最终缔造新朝。
所以,如何有效的限制、制约州刺史的权柄,将是大梁新朝能否长治久安的一个关键问题。
关于这一点,朝廷主要提出了三个解决途径。首先便是针对州这一级行政单位的体量削弱,大州拆小,分境任事。类似旧年沈氏为了获取一个方镇基础而拆分扬州,便提供了一个经验。
这一项工程,注定浩大,为了保证地方上的稳定,不可追于一蹴而成的急功,因是第一批拆分的州治主要是河北地区。像是原本的冀州、并州、幽州等州治,因地制宜,各被肢解。
随着大业元年将近尾声,朝廷下控州治在四十个左右,未来则肯定还要继续推行,确保任何一个独立州治,都不可再如此前那般体量大到足以抗衡中枢。
第二个途径,便是流官定制,州刺史一年一评,三年一考,依照政绩优劣分为征、流、黜等不同待遇,或征入朝中执掌部司寺监,或流入别州继续外任,或降品黜用。给外州任事者规定一到三年的任期,确保不会久任一地而专擅地方。
第三个途径,则是事权下放。此前地方政令构架大体分为州郡县三级,大梁新朝则直接取缔了郡一级行政单位,这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对郡望旧族的一种打压。
所谓名教,立为名分,定为名目,号为名节,制为功名,以名为教。所谓的名,狭义上就可解为名词。三纲五常,你无需了解内在机理,只需奉此名目不悖,便可成为守礼恭谨之顺民。
名词更可引申为概念,无需了解更多历史细节与世道进化机理,你只需明白九品官人法是一个落后的、腐朽的概念,而科举则就是一个进步的、开明的概念,后者取代前者,便是一种进步,毋庸置疑。
如此一来,世族豪门乡声誉望何以名为“郡望”而非县望或州望,这就是一个非常值得玩味的问题。但无论如何,大梁新朝创设伊始,郡作为一个行政实体被直接废除取缔,这在无形中就化解了相当一部分郡望给世家旧族带来的实际惠利。
州权下放,郡治废除,相应的县这一级行政单位的存在感便得于大大加强,而县令也成为大梁统治之下位卑而权重的代表。
在过去一年时间里,中枢诏令下达两千余条,其中确定将会推行实施的政令范畴则达到一千条以上,而在这个范围之内,单单直接诏达县令一级的,便有七百条之多。
在这个事权下放的过程中,皇帝陛下更是亲自身体力行,以实际行动表示出对于县令这一级主政一方官员的重视。像是大业元年的三月、七月、十月等,皇帝陛下连续数次亲临中书省,主持各地县令选任委派事宜。
皇帝有此私心,自然也在情理之中。天中学府创设经年,培养出大批时流少贤,但这些人或限于年龄、阅历等等,还没有达到大事推之的层次,但若就任百里一侯,则恰如其分。
这些人可谓是真正的天子门生,入学天中以来,深受皇帝陛下理念影响。现在他们正式踏上仕途,也正能将一身所学推及四方,实实在在的给世道带来深刻影响。
在朝廷内外百官之中,核定品秩,其中正一品并无职官,一品者,天人也,仅仅只是作为老臣哀荣追赠,特旨一品寄禄。
从一品六人,太宰、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并为六公,至于充满霸府味道的大将军、大司马职则废而不授,六公往往也只是作为荣授而非常职。
正二品为三高官官,也是台省正式任事官员品秩最高一等,其中尚书省左右仆射特进正二品。从二品为东宫三长、诸军区大都督并禁卫六军都督,畿内及陪都诸尹即洛阳、长安、建康三尹。
正三品为三省副职、六部尚书、东宫三客、领军都督、太常卿、宗正卿并上州刺史等。
至于作为地方各级官长中新贵的诸县县令,则依县治大小不同而分列正七品、从七品。同时,县令一级的官员能否快速成长起来,也关系到大梁整体官制改革的深入程度。
诸州划分之所以需要分步进行,主因并不在于事务繁重与否,而在于朝廷缺乏拥有执政一方经验与能力的官员储备不足。
虽然此前洛阳行台也储备了相当一批人才,但是之后河北、山西的收复同样也带来了大量的人才缺口。就算是有秘阁少贤专项培养,在短时间内,朝廷仍然缺乏足够成熟、能够推以州事而任的官员,只能等待基层才力成长起来,才能将改革继续深入推进。
整个大业元年,洛阳朝廷都在忙碌中渡过,包括皇帝陛下本人,至于三省宰辅留宿于设于门下省的政事堂,则更是家常便饭一样寻常。
努力自然就有收获,当大业元年将近尾声,中枢制度改革算是暂告段落,中枢与地方都开始井然有序的运行起来。
当然改革的步伐并不会就此顿住,像是明年之后,内外政令、职任都已经运行过一段时间,优劣如何肯定也都会有所彰显,因此仅仅只是搭建起框架的御史台便需要仔细扩充起来。
因此在大业元年末尾,远留守长安的李弘便被调入朝廷,正式担任御史大夫,开始选募诸侍御史、监察御史并各州县观察使,可谓是磨刀霍霍向百官。
与政务上章制悉定向呼应的,便是朝廷在用兵讨逆的军事方面,同样保持着高歌猛进的姿态。
河北谢艾所统王师仍在稳定高效的打击围剿着以石虎之子、伪赵王石宣为首的羯国残余,并将羯国残余势力驱出原赵郡、新兴郡等区域,将这些羯国残余完全限制在了雁门、代郡等边地,再也没有力量去破坏河北整体的入治情况。
与此同时,陇右王师也是频奏凯歌,在原凉州州主张重华出走东归入洛之后,原本凉州相持不下的局面便不复存。
庾曼之在接手张重华所留下的枹罕、姑臧等重镇之后,随着关中援兵抵达陇上,即刻便向盘踞于张掖、酒泉等地的张祚势力发起进攻,数战皆胜,直将张祚逐入敦煌胡部之中,并最终在十月初勇克敦煌,胡部酋首胆寒之下献上张祚首级。
大业元年末尾,以陇右献捷而告圆满结束。腊月中,皇帝陛下携同台省文武群臣,于旧洛军城并观演武。此次演武,各边精锐军众与会者共五万之众,甲数虽然不可称为至盛,但论及精悍勇武,则远迈近代,不逊古朝。
演武之后,皇帝陛下诏示诸军,将于天中再设讲武堂,令各都督区、军府并乡屯并选武贡,朝廷兵部以射策、韬略、弓马、抵技、军器、营庶等六科武试选才,六科优选并授牙门、骁果校尉,为国储力,选赴戎用。
此次武举,耗时三月有余,内外诸军精勇并百姓骁勇乐战者俱活跃其中,优中择异最终选出牙门将才三百六十人,并授举人,以武名号。这已经是转年春末,诸武举将才追从奋武都督、汝南王沈云大军南下,汇同原荆州镇卒正式向蜀中成汉政权发起灭国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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