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
奉天。
朱以海面对着刚从北京南来归附的传教士汤若望、南怀仁,以及从澳门回来的毕方济等,说了一句让他们惊讶的话。
汤若望是德国人,天主教耶酥会传教士,万历四十八年到澳门,后来前往北京,得到徐光启等支持,在崇祯朝为天主教谋取合法地位,历经明清两朝。
他在崇祯朝协助徐光启完成《崇祯历书》,清军入关后,他把崇祯历书压缩成《西洋新法历书》103卷献给多尔衮,清廷定名时宪历,颁行天下,从此成为清廷每年编写历书的依据,后又被任命为钦天监正。
他还擅铸大炮,编写《火攻挈要》,传播欧洲火炮知识,还翻译了德国的《矿冶全书》等。
在华近三十年,汤若望不仅成为钦天监洋监正,还成了顺治皇帝的老师,一跃成天子帝师。
在他的影响下,天主教在华发展迅速,不仅取得合法地位,而且到此时,信徒已有十五万之多。
只是他也没想到,入关的满清居然如昙花一现,转眼就败了。
汤若望和弟子南怀仁没有随鞑子南迁,他们觉得应当留在中原继续传教,大明皇太子朱弘甲奉旨北巡,抵达北京后,他们第一时间前去拜见,还献上历书等,可意外的是皇太子对他们并不是很感兴趣。
简单的接见了一番后,没留下他们,而是将他们送到了东京。
到了东京,结果发现许多人反对甚至攻击他们,甚至称他们为邪教。
有翰林学士王夫之直接上书,称汤若望等心怀叵测,当年与徐光启等编成《崇祯历书》献给烈皇,可后来却又把书改名献给多尔衮,最后定名时宪历时,还在其封面上写依西洋新法,这是要借华夏之历以张大其西洋,而使天下万国晓知中华奉西洋正朔!
东宫太子冼马董志宁上书参汤若望等潜谋造反,邪说惑众,历法荒谬。
在这种舆情之下,皇帝召见了汤若望南怀仁师徒,以及老朋友毕方济等在华有名的传教士们。
一见面,不等他们辩解,朱以海先定了个基调。
不要把西方那一套强加在中国。
大明更不可能让教会凌驾于朝廷之上,大明皇帝更是至尊无上的。
甚至他开头那一句,其实不过是借用西方的一句老话,实际上皇帝怎么可能让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呢,只要在大明的地盘上,一切都得尊奉皇帝、朝廷。
大明皇帝是天子,耶稣怎么可能是天主是上帝?
朱以海对他们把god翻译成天主、上帝,都很不满,天主教称耶稣为天主,新教称为上帝,西方来华的传教士,一点点的翻译汉化,直接用上帝这个词,朱以海非常不满。
朱以海念在毕方济等老朋友的面子上,表示可以允许天主教耶稣会继教,但得按大明的规矩来,首先就是得本土化,就好比基督教聂期脱利派,因为主张基督有两个不同的位格而被斥为异端,后传入唐朝。
波斯传教士到大唐传教,就走的本土化路,译名景教,开的是中土佛教之花,结的是基督教之果。
他们的圣经翻译成尊经,甚至还引用大量的儒道佛经典和中国史书中的典故来单阐述教义,在其经典中加入大量的忠君和孝道思想内容。
大明绍天朝对佛、道都全面整顿,自然也不会放过其它的那些什么新月教、天主教什么的。
朱以海没采取简单的禁止政策,而是对其中较有影响力的教派,制订了改革的计划。
就好比这耶稣会是天主教的,他们传播的教义,朱以海不喜欢,所以他现在提出要把他们也纳入僧道衙门的管辖下。
从他们的教典开始,朱以海要求在华传教士集中到东京来,做统一登记、考试、授牒,持牒传教。
然后集中这些传教士和一些朝廷官吏等,集中进行译经工作,就如当年唐僧取经归来,在长安译经一样。
译经不是简单的汉化,而是要跟景教一样本土化,也和汉传佛教一样。必须本土化,而且必须是不能凌驾于皇帝和朝廷之上,从他们的经典、教义,到教会组织,都必须本土化,还得在朝廷的控制之下。
什么天主上帝,这些名字就不能用,必须得换其它名字,以后大明的天主教,也不能由罗马教廷控制,得自成一派。
朱以海建议天主教改名公教之类的,朝廷可以在僧、道外,再设个教纲司,各省也设教录司等,朝廷选派教官负责教会事务管理。
从他们的圣经开始本土化,不是简单的翻译汉化,而是必须跟景教尊经一样,进行汉化的二次创造,要符合中国的传统思想,尤其是要尊奉君权神授,皇帝是天之子的这一核心思想。
这个神不是教会的神,是儒家的昊天上帝,是大自然的苍天,其次是社稷神。
所以天主教的教义要改,得改到这个大体系下,尤其是中国到此时,释道儒三教合一,昊天上帝地位更高,甚至三教共尊。
现在这天主教也得如此,要尊昊天上帝,尊天子。
以后天主教传教,要取得朝廷批准,颁给度牒,他们建立教堂,也得取得朝廷批准,甚至他们的产业,也不属于个人,而是各地教会拥有使用权,但所有权归僧道教录司,由朝廷授任的僧道教官负责具体管理。
甚至也一样得交税。
朱以海还提出一条,僧道教的僧道传教士,都不许结婚生子,不得有私产,不得吃荤腥。
天主教有的那一套等级分明、中央集权、逐级管理的教阶体制,也就是所谓圣统制,在基督成为罗马帝国国教后,参照帝国官阶体制而完备,其主体由主教、神父、执事组成,授职须由主教施行,教廷的教宗是最高首领。
朱以海当然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难道大明的教会和教职还要罗马教廷授予并干涉管理?
这不是干涉内政吗?
管你什么教,到了中国就得本土化,就得接受朝廷的管理,传教士得考试获取度牒,教堂设主教,要由朝廷选派任命,各地教堂都要按省道府县等接受各级机构监督管理。
罗马教廷根本没资格来指手划脚。
就算是他们重要的活动弥撒等,也要本土化······
汤若望、毕方济等听的目瞪口呆,完全无法想象改革后会是何种情况。
朱以海可不管这些,当朝廷制订了新法后,一经正式颁行,那么教会就得执行,违者轻则驱逐出境,重则以非法传教、邪教等罪名处置,下狱甚至流放、处死等。
基督教是罗马国教,在欧洲拥有众多信徒,十六世纪,马丁路德等发起浩浩荡荡宗教改革,基督教内部也开始分化,欧洲北部的许多人开始反对罗马天主教。
宗教斗争本就和政治斗争一样,从不停息。改革后,有一些基督徒想要挽回颓势,于是开始前往未经开垦的东方世界,想扩大自己宗教势力范围,
耶稣会就是在此期间成立于巴黎,得到教皇保罗三世批准,由罗耀拉担任会长,罗耀拉是西班牙贵族,曾创办了罗马学院和德国学院,有丰富的宗教活动经历,对教义也有独到见解。
他不赞同罗马教会的一些陈规陋习,反对苦修斋戒等行为,主张教徒们加入到社会中去,从事经济政治各个领域的事务,他也信奉为都督征服世界,主张海外传教。
利玛窦、汤若望、毕方教等都是耶稣会的传教士,他们来到中国,学习汉语,取中国名字,穿中国服饰,翻译西方书籍,积极参与政治,也很快进入上层,甚至影响皇帝。
可对于朱以海来说,他们越线了。
天主教你就得复古,你就得虔诚苦修,就得斋戒。
其它事务不是他们该关心的,更不能充当基督教征世界的先锋。
朱以海让他们好好苦修斋戒,有空的时候可以研究教义、翻译西方天文地理等西学,至于其它的,就不要乱参与了。
他打算在东京建立译经院,集合一些有名的传教士,让他们翻译西方的那些科学着作,以及文学艺术之类的,也让大明士人可以学习借鉴。
以后中国的教徒,也必须得祭天拜祖、供奉君王。
教会神职人员也是一样,不仅要入乡随俗祭天拜祖还要效忠皇帝和朝廷,要向朝廷纳税服役,并且不许结婚,还不得吃荤。
若是能够遵守这些,那自然可以传教。
另外,皇帝还规定,信奉佛教、天主教、新月教等的信徒,他们需要向朝廷缴纳宗教税,什税一,这是额外的税,也是为信仰买单。
这笔税,入国库特别库,专用做军费储备。
信奉自由,但如果信奉儒家以外的宗教,必须得登记,还要缴纳什一税,如果不登记,不纳税,那就是非法组织罪等,要严厉处置。
“陛下,这是对我们的偏见,这样是不合适的。”
朱以海对年近六十的汤若望很不屑的笑笑,“你也来中国近三十年了,而且朕看你当初先在大明崇祯朝为官,转身就又献历书给满鞑子,也不是什么忠厚之人。
跟朕在这里说这些?”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
“更何况,这天无二日,国无二君,朕没取缔教会、驱逐你们,也已经是十分客气了。
你们若是不高兴,可以现在就离开,朕绝不限制,但若要留下传教,就必须得按朕定的规矩,按朝廷的律法来。
任何教派,都不得凌驾于国家之上,不得凌驾于律法之上,你们也一样。”
汤若望修的那本历法书,倒是不错,朱以海打算安排人跟他们再精修一下继续使用,他甚至打算继续特聘汤若望南怀仁为钦天监的编外研究人员。
但是不会再用汤若望做钦天监正,也不会再给他授予官职,更不可能再当什么天子帝师。
这洋老头,可以到国子监再当个客座教授,开门西方课程,但想参与朝廷政治,没门。
“你们自己考虑吧,朕给你们三天时间考虑,下个月开始,就要对教会全面清理整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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