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石游记 第478章 六博、樗蒲！

    妩媚女子用饱满柔软的身体靠向东方不败，抛着媚眼看向近在咫尺的东方不败，见东方不败不为所动。

    只能隔空向离石介绍金钩赌坊的各种娱乐项目。

    “公～子！”金钩赌坊的娱乐项目繁目，有六博、樗蒲、双陆、斗鸡、加杠、加注等项目。

    这么多既好玩又刺激的游戏，总有一款是公子喜欢的，你看…

    离石觉得这太巧合了，难道有个赌徒也穿越重生在这个异世界？

    离石想起前世，赌博就像反反复复的牛皮癣伴随着汉民族一起成长，汉民族早就认识到了赌博的危害性，但也没能根治赌博。

    魏晋南北朝时期，赌博活动呈现畸形的繁荣景象。

    当时社会流行六博、樗蒲、双陆、斗鸡等多种博戏。

    第一种就是六博。

    六博，就是一种具有一定赌博性的棋类游戏。

    双方各有六枚棋子（六黑六红）又有骰子六枚，故称为“六博”。

    六博号称“博戏之祖”，是中国古代最早的赌博玩法。

    魏晋南北朝时期，“六博”更成为重要的赌博方式。

    而后在以六博为基础上，又诞生了林林总总很多种新型游戏，从形式上来说较为丰富，出现了一些被社会各阶层所接受的博戏形式。

    六博曾在魏晋时流行过一段时间，这从当时文人所作游仙诗往往涉及至六博可略窥一二。

    如曹植的《仙人篇》，张正见的《神仙篇》。

    这些名人，就是赌博业的活广告，名人效应古就有之。

    不过，随着社会上流行樗蒲、双陆等更为有趣而富于刺激的博戏受到了赌徒的追捧，六博逐渐遭到人们的冷落。

    《颜氏家训·杂艺》称之为“数术短浅，不足可玩”。

    第二种是樗蒲。

    樗蒲，也作“摴蒲”，早期的樗蒲需要有枰（供行棋所用的樗蒲盘）、桮（供掷彩所用的杯子）、齿（博齿，共五个，每个都刻有彩名）、马（相当于现在的棋子）、矢（供计算齿彩用）、筹（也就是赌注），等六个要素共同构成。

    参与者首先掷骰子，而后行棋，其玩法较为复杂，短时间内不能得出胜负。

    一些参与者为了能够更快的决出胜负，便对樗蒲进行了简化，使之成为只需要通过投掷骰子比大小以决定胜负的博戏。

    经过简化的樗蒲，其随机性较大，参与者主要是依靠运气取胜。

    由于樗蒲以投掷决定胜负，快捷简单，所以，用樗蒲赌博自产生以来即为人所喜爱，简化后的樗蒲进入中原之后更是盛行。

    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僚、贵族、士人之间，以樗蒲为常事者如过江之鲫。

    而现在前世所看到的六面形骰子，也正是从樗蒲中演化而来的。

    可以说赌博的发展，从形式到内容再到参与度上都有力的推动了博戏的演化与发展。

    离石站在更高的角度，以前世的思维分析着赌博盛行的原因。

    魏晋南北朝时期赌博成风，这是时代、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条件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虽然赌博不是一种积极健康的文化，但是作为一种文化也自有其流行的原因。

    在这一时期，因为参加赌博的广泛性和赌博形式的多样性，其流行的原因既有共性也有特性。

    一是社会享乐之风盛行。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不稳定，个人生命不稳定，享乐主义盛行。

    在魏晋南北朝，不少人面对乱世，生命无常，在生活上抱着尽情及时享乐的态度。

    在此期间，加上门阀士族制度的形成与确立，使得门阀士族们的权势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社会政治格局。

    这些贵族和地主们把持朝政，左右皇室，生活上也更加奢侈腐化。

    他们酗酒、服药、赌博，甚至争奇斗富，以各种方式来挥霍享受、及时行乐。

    晋代，赌风很盛，究其原因，其实与当时门阀士族地主生活腐化、行为荒诞、思想空虚的风气有密切关系。

    不仅是一般无所事事的贵族子弟，就是一些诸如谢安、桓温等一批所谓的成功人物，对赌博也乐此不疲、沉迷其中。

    二是儒家礼制的失效。

    儒家思想认为赌博是不劳而获、是以欺诈的手段骗取他人财物。

    尤为重要的是上下、贵贱、尊卑的界限被赌博扰乱,也就是违反了儒家所提倡的“礼”，“礼”作为统治思想,是人们必须遵守的道德行为准则的核心。

    在“正常统治”之下，统治者都会反对赌博。

    凡是儒学强化的时代,对赌博的道德约束和法律控制就特别严厉，作用也特别明显；

    反之，在儒学受到冲击，儒家思想较淡化的时期，其控制力则减弱，赌博也随之活跃。

    这构成了中国赌博史和禁赌史的一个特点。

    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的兴起动摇了处于正统地位的儒家学说，使这一时期成为一个思想文化相对活跃和自由的时代，一个道德标准多元化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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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的不少名士, 大都蔑弃礼法，崇尚老庄，他们大都主张能够“适性”，他们所强调的正是“足于其性”。

    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权威地位的丧失,社会思想的混乱，儒家思想的伦理纲常和行为准则在一定程度上被质疑。

    人们的言行表现出摆脱传统道德观念约束的现象——追求享乐，讲求功利而不受所谓礼义、道德的约束。

    当时社会流行赌博也是这种思潮的表现或结果而已。

    离石不知道他这样想对不对，赌博的兴盛发展，也许原因很多，但是南方既然盛行，迟早会传入的北秦。

    大家都是汉人，应该很容易传到北秦。

    离石认为赌博就像传染病，就像牛皮癣，既然不根除赌博，就必须严厉限制赌博的发展，或者把赌博限制在一个范围内。

    离石立马想起了赌城拉斯维加斯，有这么多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就不会引发社会的动荡。

    离石突然又想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正趋于兴盛发展阶段，外来的佛教文化对当时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佛教素来以注重礼义法度，因而对于当时流行的赌博行为多有批判。

    在魏晋南北朝社会各阶层纷纷信奉佛道的时代，佛教的这种禁赌“思考”，自然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所以在当时，社会仍留存有禁赌的意识，不少有识之士积极地参加、实践禁赌，朝廷有时为了政治需要也有一些禁赌的动作。

    然而，由于赌博已成社会的主流活动，个人禁赌作用影响有限，国家禁赌也不力，因而效果并不显着。

    魏晋南北朝时期赌博一方面继承了先秦赌博的传统，保留了许多先秦时代流传下来的赌博形式。

    另一方面又在传统赌博的基础上产生了许多新形式，是中国赌博文化发展的关键时期。

    从形式上来看，这一时期诸如樗蒲之类的博戏，是由秦汉时期六博戏所演化而来的。

    首先积极方面，他们为隋唐时期博戏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但另一方面，受赌博的影响，也产生了诸多的负面影响：加快了士族的堕落、助长了社会的奢靡风气、加速了朝延腐化。

    离石对赌博没切身的体会，而且他也不喜欢赌博，主要是他不会，而且赌运奇差。

    凡事他以赌博的心思去猜，就就会猜一次错一次，反而不如直接硬杠，这样做反而赢得机率大一些。

    也许这也算是一种赌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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