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个密穴 第六章（5）

    “关于希特勒的替身，”托娃的声音有些发哽。这种可能性如此简单地得到了证实，埃米莉的调查疑点从而得到了证实，似乎太突然了。

    “是的。因为我，谬勒才成了希特勒的替身。”安内莉泽风趣地说，“因为我在一次大型晚宴上对希特勒说了几句话。宴会之前，客人们都三五成群地交谈着，说着闲话。戈培尔夫妇看见我一个人站着，便把我拉到一圈漂亮的女郎当中，她们正围着元首卖弄风骚。我记不起是怎么搞的，我很快就站到了希特勒身旁，觉得有点头晕。我想是我酒喝多了。反正，不知怎的，我对希特勒讲起了那个奇妙的与他长相一样的人。那个每晚在勒文多夫俱乐部表演的名叫谬勒的技艺非凡的滑稽演员。话一出口我才后悔，害怕冒犯了希特勒。相反，他倒很感兴趣。他搀住我的胳膊肘，把我拉到一边，“你是说，希特勒讲，‘这个名叫谬勒的演员很像我？’”

    “我看得出来，他确实很认真，就说：‘我的元首，不是像您，他就是您。不管是身高，相貌和动作，他都是您的精确复制品。我看，他甚至用不着任何道具和化装就像您。这是大自然的巧合，令人难以置信。’

    “希特勒要我马上重复一遍这位谬勒先生演出的地点。我对他说了，见他已记在心里。下次再去勒文多夫俱乐部，便发现谬勒已停止演出。据说他退休了。”

    “您什么时候知道他是被盖世太保抓走的？”

    “过后不久。”安内莉泽说，“在一九三六年八月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之前几个月，莱尼受命制作这次盛会的官方电影，取名《奥林匹亚》。为了把这十六天的比赛情况揽收无遗，莱尼组织了一个一百六十人的专职摄制队，其中一半是摄影师和助理摄影师。我是莱尼的制片助理。我们的准备工作开始后不几天，莱尼和我在一起聊天时谈起了柏林的社会活动。我随随便便告诉莱尼，我不再去勒文多夫俱乐部看演出了，因为吸引人的明星谬勒已经不在那里了。

    “莱尼点点头。‘我知道，’她说，‘因为谬勒已经跑去为咱们元首效劳了。’

    “希特勒雇用谬勒做了他的替身。”

    “这您能肯定吗？”托娃问。

    “您会亲眼看到的，”安内莉泽掀动控制板上的按钮，放映室内的灯熄灭了，“我们《奥林匹亚》的原片总共有一百三十万英尺。我只让您看两卷。第一卷是开幕式。眼睛不要离开站在观礼台上检阅入场运动员的希特勒。”

    托娃着迷地望着银幕。

    “瞧：这是希特勒注意到奥地利代表队入场时在向他们行‘祝捷式’纳粹礼。接着法国队也来了这一套。”安内莉泽继续趁着影片无声音的当儿解释着，“等着瞧美国队，他们在最后。他们既不行纳粹礼，也不扬起星条旗向希特勒致敬。您会看到希特勒强压下愤懑，也会发现运动场看台上观众的不满情绪。来了，仔细瞅希特勒。您猜这是希特勒还是他的替身？我告诉您，这是希特勒在开幕式那天。他亲自出席了。因为他认为这是一次搞宣传的良机。希特勒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亮相仅一遭。但您在后面还可以见到他三次。”

    画面在银幕上忽隐忽现地闪动着，安内莉泽继续解释：“这是柏林奥运会的第二天。您可以再次看到希特勒。他在祝贺我们德国的第一枚金牌获得者，铅球运动员汉斯·沃克尔。现在是希特勒在祝贺三名芬兰运动员，他们一举夺得了万米赛跑的所有奖牌。现在他在祝贺我们的女子标枪金牌和银牌获得者。这是个多么彬彬有礼的希特勒呀！”安内莉泽故意停顿了一下，然后加重语气说：“然而，第二天来祝贺各位获胜者的元首并不是希特勒！这是他的替身干的。这是谬勒！”

    “您是怎么分辨的？”托娃问。

    “我用不着分辨。我知道。如果真要点出不同之处，那就请仔细瞅瞅真希特勒和假希特勒的耳朵吧，形状还是有细微的差别。”

    放映室的电灯亮了，安内莉泽还在解释：“虽然希特勒对于举行奥林匹克运动会感到很自豪，但他对于任何一项实际的运动项目均无兴趣。有更多别的问题占据着他的大脑。所以参加了开幕式之后，他便命令谬勒代替他继续出场。谬勒的表演十全十美，在场的人谁也不可能发现什么异样。”

    “真是难以置信。”托娃说。

    “这是真的。我还可以告诉您一件事，更难使人相信。一个名叫卡森·汤普森的美国运动员最近写了一篇回忆录，说，爱娃曾在奥林匹克村会见过美国棒球运动员。”

    “我知道希特勒总不会叫爱娃公开露面。”

    “通常他都是这样做的。但爱娃崇拜美国的一切。光大战期间她就把《飘》看了六遍。同时她也喜欢自己有所了解的美国运动项目，特别是棒球，想做进一步探讨。她安排会见在柏林的美国运动员，让他们举行一场表演赛。但在最后一分钟，希特勒不允许她出门。由于什么都安排好了，希特勒便派另一个替身——汉纳·沃尔德代她前往。汉纳是个迷人的年轻末流演员，模样和爱娃一样。”

    “知道汉纳的境遇吗？”

    “我要知道就好了。”安内莉泽说，“三十年代之后就再也查不到她的下落。她销声匿迹，无影无踪了。”

    “谬勒呢？他最后是在什么地方了却一生的？”

    安内莉泽做了个无奈的动作，说：“我承认，这个问题我们只能留下另一个空白。我知道希特勒直到一九四二年还在用他。之后，希特勒异常繁忙，没有时间再见莱尼和我了。”

    “世上还有没有人知道谬勒是否还活着？”

    “唉，他有家。”安内莉泽缓慢地说，“我知道，他至少有个儿子。几年前，我不知在什么地方读到了一篇特写，介绍德国著名演员的子女。出人意料地，那里面简要地提到了谬勒。还引用了他儿子的一段话，他儿子叫约瑟夫·谬勒，是汉莎航空公司的一名空中交通员。约瑟夫在那段话里表示，希望能见到他父亲处于黄金时期的形象，所以我寄给了他一部您刚刚看到的原片的复制品。约瑟夫接到影片惊喜若狂，给我写来一封感谢信。我很乐意与他取得联系，让他向布里斯托旅馆打电话找您。”

    “真不知道怎样感谢您才好。”托娃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