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圣从春秋阁出来,一道金光直接飞到须弥山,准提接过金光一看,哈哈大笑:“大事已成。”
接引道:“呵呵,儒门以我佛门圣人本体菩提木为镇门之宝,欠我佛门一大因果,以后方便我佛门东传。”
准提一刷七宝妙树,七宝妙树越发青翠,根根枝叶犹如碧玉雕琢,微泛神华,诸佛在片片常青枝叶上显化的一个个微型世界里驻扎,纷纷祈福祷告,赞叹准提大德和无量神功。
准提从七宝妙树上下一树叶,树叶化为一儒生。这儒生相貌儒雅,文质彬彬,朝准提一拱手,化为一道金光飞入洪荒大汉国广川郡董家。转世取名董仲舒,自幼聪慧,博学多才,精通诸子百家,尤好儒学。
“博士”作为官职,初见于战国,秦继之,始皇有博士七十人,“掌通古今”,学识渊博。但博士们学业各有专精;儒墨名法,甚至方技术士,都滥竽其间。
等到秦始皇焚书坑儒,儒学博士逃难隐居,秦廷的博士成了清一色的神仙方术之士和阿谀奉承之徒。
陈涉起义,许多儒生背着孔子的礼器投奔陈王,去寻找出路。孔子的八世孙孔鲋即为陈涉博士,最后还与陈涉一道捐躯,成为历史上为理想而献身的名人志士。
汉兴,儒生又投奔了汉朝,汉亦设博士之官,以安抚之。
汉高祖曾起用叔孙通制定朝仪,初尝儒雅的美味,由于忙于剿灭“残匪”,干戈未解,未暇大兴儒教。
孝惠帝、高后之时,“公卿皆武力功臣”,不容书生分羹。
文景之时,名士硕儒颇有为博士者,如《诗》有博士辕固生、韩婴,《书》有博士张生、欧阳,《春秋》则有胡毋生、董仲舒。《孟子》、《尔雅》、《孝经》亦有博士。
但“文帝好刑名”,“景帝不任儒”,“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他们只不过具员领俸,没一个受到重用。
再加之“窦太后又好黄老”,诸博士不仅难以儒业得幸,而且还有触忌犯讳之虞。窦太后曾问《诗》博士辕固生《老子》之书,辕固生说《老子》是浅俗的“家人之言”,窦太后愤而骂五经为‘司空城旦书’(意思是:犹言刑徒之书。司空,掌建宫室及筑城。始皇焚书,令有藏诗书百家语者,黥为城旦。),并令固生徒斗野猪,幸而景帝给他一柄利剑,才免于横死。
众博士看在眼里,惧在心上,哪里有暇宏扬儒业,经世先王有的竟纷纷找借口辞掉博士之职,逃之夭夭。如辕固外调清河太守,韩婴出任常山太傅,胡毋生干脆以年老为由,告老归家,居教乡里。
而其中一人,名曰:董仲舒,乃汉初广川郡人,是汉景帝时期的博士,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儒学不受重视,因此董仲舒也是韬光养晦,没有进入政权中枢。
《春秋》本是孔子依据鲁史修撰的一部政治史。
孔子晚年见道之不行,于是以著作史书褒贬历史的方法来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和n理观念。为了避免政治-迫害,孔子在属辞比事上常常使用隐晦的语言,其微言大义,只口授给弟子,并不笔之于书。
孔子死后,弟子各以所闻’辗转传授,于是逐渐形成不同的《春秋》师说。
汉代流行有五家:即公羊春秋、谷梁春秋、左氏春秋、邹氏、夹氏等。
其中邹氏无师传,夹氏未有书,左氏藏于秘府,只有公羊、谷梁二传,文美义富,最先流行开来,而公羊传的大宏于世,则端赖董仲舒和胡母生的倡。
胡母生,字子都,齐人,年龄比董仲舒稍长。是汉代最早传公羊学的大师之一,也是先将公羊师说著之竹帛的人。
董仲舒与胡毋生同治一经,但各自的贡献不同。
胡毋生笔录《公羊传》,并总结公羊例义,使其更加系统。董仲舒则在挥《公羊传》微言大义,引经论事,甚至用《春秋》断狱,将经书与现实政治结合起来,明独多。
统言之,二人都是公羊学大家,而且都是汉初传公羊的始师,但是细分起来,胡毋生限于说经,是学问家,是经师;董仲舒则长于论事,搞实用经学,是鸿儒。
胡董二人对《春秋》公羊学的大明于汉世,都卓有贡献,因此在景帝年间双双被任命为汉廷博士。
这一日,董仲舒正在顶礼膜拜孔子圣像,突然,画卷之上毫光大作,董仲舒见之大惊,急忙伏倒道:“圣人在上,弟子董仲舒拜见先贤,弟子有幸得见圣人显灵,不知道圣人今日感应生灵,有何吩咐?”
话音刚落,墙壁上悬挂的孔子画像中飞落一道白虹,随后毫光散去,归于平静。
董仲舒见此,三跪九叩之后,拿起案桌上一彩光闪烁的物拾,拿起来一看,却是一卷书,上面有《春秋》全篇解释,而且还有一段密旨,董仲舒先是惊诧,而后就是狂喜。
看完之后,书卷顿时羽化,化为飞絮状羽毛气体,缓缓散逸开来。
第二日,董仲舒开始遍开门户,广收弟子,讲授儒学,特别是《春秋》,弟子数百人,杰出者比比皆是,其中褚大为梁相,嬴公为谏大夫,吕步舒为丞相长史,吾丘寿王(稍后)则官至光禄大夫侍中。
同时,还身为太子的刘彘也收到一卷谕旨,却是卢圣传来,刘彘亦是看完之后若有所思,心中慢慢思量,静待时机。
景帝是继文帝之后,又一个奉行黄老清静无为、与民休息之治,从而实现“文景之治”的君王。史称景帝时期,仓禀丰实,府库饶财,移风易俗,黎民淳厚,西汉社会从经济到治安都达到了农业社会美好的极点。
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朝廷的无为放任,诸侯骄恣,豪强坐大,商业地主侵渔细民,割据势力业已形成;再加之四夷侵临,匈奴寇边。
正是:汉兴六十余载,海内义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
在升平的表面景象下,西汉社会实已潜藏着严重的危机。急需有为之君起而进行大刀阔斧改革,制祸患于未,防斯民于土崩;更进而结束无为之治,乘仓实财饶之运,大兴文教,再建武功,在足食足兵基础上,去迎接儒家理想中礼乐教化的盛世太平
可是,景帝只是一个继体守文之君,他实现文景之治的最大奥秘只是“无为之治”,在民力凋弊之时让其自创财富,自食其力。文景之治的到来与其说是文景君臣统治得好,不如说是放松统治的好。怎样在物质丰富的基础上实现大治,文景君臣就无能为力了。
汉景帝在位十六年之后驾崩,汉武帝即皇帝位,次年改元建元。
这位雄心勃勃、精力旺盛的少年天子,一改文景时代一切因任自然、因循守旧、无所作为的施政方针,建元元年新年伊始,即“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直言极谏之士”。
这次应举者百余人,庄助为举;公孙弘以明于《春秋》中选,为博士;辕固生亦以贤良应征。其余学申不害、商鞅、韩非法家之言,操苏秦、张仪纵横之说者,一概罢黜,不予录取。
但是当时窦太后仍然健在。
窦太后是文帝皇后,景帝母亲,武帝祖母,她好尚黄老,憎恨儒学,菲薄五经。武帝即位,被尊为太皇太后,建元初年,朝廷大事都得奏请她肯。此时自然还不是推行儒学的时候。事实上,儒学刚一抬头便遭到窦太后的严励摧折。
元年夏,汉武帝任魏其侯窦婴为丞相,武安侯田蚡为太尉。
窦、田倾向儒学,推荐儒生赵络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赵、王二人是诗学大师申培的弟子,建议立明堂以朝诸侯,用‘束帛加壁,安车蒲轮’的特殊礼遇将申培从山东接来,商议明堂礼制(冥神王座全文阅读)。似乎儒运当兴。
赵绾一时得意,竟要汉武帝不再奏事太皇太后,以便推行儒术。结果窦太后大怒,私下调查出赵绾、王臧贪污事实,责问汉武帝,武帝将二人下狱,迫令自杀谢罪。
窦婴田蚡亦免职反省。申公以老疾为由,旋归故里。明堂之事不了了之。
整个建元时期,儒学都受压抑,在艰难中挣扎。
直到窦太后亡故之后,儒学才真正迎来了复苏的春天。
建元六年五月,窦太后驾崩,黄老之学的最后一个顽固堡垒消失了。
六月,武安侯田蚡复出为丞相,坚冰已经打破,阻碍已经消除。
当时:及窦太后崩,武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平津侯。天下学士靡然向风矣
元光元年,汉武帝又令郡国举孝廉,策贤良,而董仲舒以贤良对策。汉武帝连问三策,董仲舒亦连答三章,其中心议题是天人关系问题,史称《天人三策》(或《贤良对策》)。
董仲舒以其滔滔不绝的口才和充足的理论准备,借助于可以自由阐的春秋公羊学,投武帝之所好,公开援道入儒,终于在融合儒道、用道家和阴阳家的思想资料充实、挥儒家义理的基础上,建构了一个让武帝心醉的既有儒家的三纲五常又有道家的天地、阴阳、四时,既有儒家的改正朔、易服色的有为又有道家的以无为为道,以不私为宝的无为的崭新的儒学思想体系。
从此,儒学正式成为神教,开始神化,真正占据中国官方哲学,儒学大兴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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