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山云隐录 第八十四章 儒家与皇权

    问询室内，一众人尽皆面露沉思。

    老年方逸视线缓缓掠过众人继续道:

    “从现在的眼光看，一切似乎都顺理成章，早有预兆。

    但在当时，所有事情的发生都如此凑巧，像是书中写好的情节。

    那些不经意的瞬间，后来都成了故事里不可或缺的部分，让人感叹命运的无常与奇妙。”

    李明迫不及待的打断道:“哎呀，你就别铺垫了，赶紧说说看。”

    老年方逸无奈摇头，继续道:

    “你还真是没耐心”

    “这首先得解释一下中原之地的政治结构，以及每朝每代必须面对的问题。”

    “其一，官僚体系与皇权之间的微妙平衡与激烈博弈。

    从最初的贵族与皇权共治天下，到世家大族逐渐崛起，与皇权形成制衡之势，权力的游戏愈发复杂多变。

    皇帝作为权力的巅峰，自然不愿受制于人。

    然而，除却开国之初的几位雄才大略之主，后世的皇帝多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

    所学皆限于书卷，缺乏实战经验，往往难以驾驭群臣，反被官僚与氏族所架空。

    但古代皇权至上，历代帝王又岂能甘心成为傀儡？

    于是，一场场权力与智慧的较量悄然上演，其过程惊心动魄。”

    “其二，谈及中原帝国的根本，首要便是皇帝统治的合法性。

    父终子及，这本是农耕民族的必然。

    但世事无常，总会出现各种意外。

    比如皇帝嫡长子早夭，便只能次子或旁系之子接掌大统，难免引发非议。

    更有甚者，无子嗣可继，只能从宗室中过继孩童，以承大统。

    此举更添变数，皇权的正统稳固性就会蒙上一层阴影。”

    “最后，就是变幻莫测的气候，如同一位无形的推手，左右着中原王朝的兴衰更迭。

    农耕民族，命脉系于土地，而土地之丰饶，又全赖风调雨顺。

    一旦气候转冷，庄稼歉收，就民不聊生。

    加之草原部族也会受到气候影响，以至于资源匮乏而南侵。

    中原王朝便不得不面临内忧外患的双重打击。

    战事频仍，国库空虚，唯有加重赋税以资军需，

    而此举无异于雪上加霜，将百姓推向了绝望的深渊。

    于是，逃难者四起，帝国根基动摇。”

    大汉也难逃这样的命运，几乎是三点都全部占满了

    问询室内所有人都静静听着，无人言语。

    “刘邦初建的汉朝，将郡县制与分封制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既新颖又充满挑战的政治格局。

    这一时期，国家犹如置身于一场未完的棋局之中。

    刘邦死后，吕氏上位。

    再到后续七国之乱的爆发，更是如狂风骤雨般冲击着初生的帝国。

    经过一番厮杀后，刘家才坐稳江山。

    刘邦的第四子刘恒继承皇帝，称汉文帝。

    他选择了黄老之术作为国家的治理哲学，“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

    两次大幅度削减田租税，甚至一度全免。

    极大地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让社会经济在废墟中重获生机。

    继而，汉景帝，秉承了父亲的遗志，将这一政策推向了新的高度。

    进一步强化了重农抑商的策略，继续减轻百姓负担，社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安定与富庶。

    在汉文帝与汉景帝两代的共同努力下，大汉王朝迎来了其历史上的第一个辉煌时代——“文景之治”。

    百姓的生活是日渐富足了，然而，黄老之学却难以全面解答汉朝的统治合法性。

    于是，引入了儒家思想，以其独特的“天命观”为汉朝皇帝提供了新的合法性解释。

    后续的儒家学者，董仲舒更是提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按照儒家的观念，一朝一姓的天下并非永恒不变，唯有德行兼备者，方能得天命所归，坐拥九五之尊。

    这套理论，最初源自周朝人对“天命”的深刻理解，而在汉朝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与发扬。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难以回避的内在逻辑矛盾。

    若刘家取天下是合理的，那么一旦刘家治理不善，是否就意味着天命应该转移，换人来做皇帝。

    汉景帝时期，就发生了一场争论，“辕黄之辩”。

    儒家学者辕固生与道家学者黄生，就商汤灭夏、武王伐纣的正当性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辩论。

    黄生认为，商汤与武王作为臣子，犯上作乱，其行为并无正当性可言。

    而辕固生则坚持认为，当君王的统治违背天道时，其统治合法性便自然丧失，因此商汤与武王的行为是正义的。

    这让当时的汉景帝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若赞同其观点，无疑为未来的乱臣贼子提供了推翻刘家统治的理论依据；

    若反对，则又难以解释当年刘邦造反的合理性。

    面对这一棘手的问题，汉景帝不得不采取和稀泥的态度说：

    “吃马肉不必非吃有毒的马肝，做学问也不必纠缠于汤武造反的事。

    以后这个问题，谁都不许再提。”

    然而，尽管嘴上是没人说了。

    但儒家“天命无常，惟有德者居之”的观念却如同种子般深深植根于人们的心中。

    随着儒家势力的日益壮大，这套观念不仅没有被遗忘，反而在民间与朝堂之上悄然流传。

    再加上董仲舒引入了灾异说，将天视为至上的人格神。

    认为如果天子违背了天意，不仁不义，天就会出现灾异进行谴责和警告。

    如果政通人和，天就会降下祥瑞以鼓励，更是让所有人笃信不疑，甚至皇帝本人都不例外”

    李子星眼神中闪烁着对历史智慧的敬畏，缓缓道：

    “古人的天命观，确实阐述得条理分明，令人叹为观止。

    那一套套理论，让人不由自主地被其深邃所吸引。”

    这时，一旁静默许久的清风小道士也接话：

    “道家所追求的，乃是道法自然，顺应天地万物之本性。

    对于百姓而言，无为而治，不言之教，方为上策。

    让一切按照自然的规律去发展，不加过多的人为干预，这才是真正的和谐之道。”

    李子星眼中闪过一丝灵光，笑着接话道：

    “言之有理，这与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提的市场经济理论不谋而合。

    那只看不见的手，调节着市场的供需，引导着资源的配置。

    何尝不是一种无为而治、道法自然的体现呢？

    说不定，亚当斯密也是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道家老子思想的影响，”

    清风小道士微微点头，若有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