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常洛没想到黄克瓒会跳出来反对,但既是议事,就应该充分听取各方意见。伏魔府 www.fumofu.com“黄卿,这是为何?”
“圣上所言,无非竞争择优。然而争赢的一方不一定就是优秀的人才,反而斗争本身会导致地方衙门无心政事。”黄克瓒已经在不是影射了,他就差指着在场各党骨干的鼻子骂了。
这番话已经在黄克瓒心里郁积很久,但他不敢说。万历时,沉溺酒色的皇帝不会听臣下的直谏,他直斥党争非但不会有用,反而会引火烧身。因为朱翊钧就是想让外廷争,最好争个你死我活,然后他再以仲裁者的身份站出来,维持他认为的平衡,同时也让臣子闭嘴。
可新君不一样,新君二桃“杀”三士,用郑氏移宫案和萨尔浒案,将东林党、齐楚浙以及司礼监全部搅到一起。可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崔文升从郑氏的狗变成了新君的狗,把就差最后一道程序的“荐官疏”打了回去,而且没有任何人遭到罢黜。
这场斗争的所有参与方都有问题,所以他们不敢理直气壮地弹劾其他人。唯一能够也敢于揪着这些问题大肆攻击的杨涟事后什么话也没说,最后居然被调离京师去辽东当御史了。
新君也是在做仲裁者,不过他想仲裁的不是哪个党派,而是整个帝国。有些事情错了就是错了。
“继续说。”除了司礼监的两位大太监和户部尚书李汝华,在场所有官员的脸色都很难看,不过朱常洛却乐见其成。如果他说的话是错的,下面的臣子却噤若寒蝉、一言不发,那才是国家的灾难。
“圣上,如果臣是新科进士。十年寒窗,终得朝廷授官,但到任之后发现有人挡在臣前面,那臣肯定想方设法地给他惹麻烦,让他滚蛋。”
“如果臣是代理官员。朝廷直接安排新任主官取代臣,自然没有任何问题,但新科进士若是与臣平级,只是有取代臣的可能性,那么臣肯定会想尽一切办法戴稳头上的乌纱。”
“代理官员与新科进士之间的争斗绝对不会是良性的,因为二者的矛盾不可调和。无论最终的斗争结果怎样,一定会搞得衙门乌烟瘴气,最终受害的还是治下的百姓啊。”黄克瓒向朱常洛躬身行礼,“望圣上三思。”
“黄爱卿所言甚是,是朕考虑失当。”朱常洛点头应是。“那先令各地官员递补主官,并在春闱前后校考,优者留任,中者退回原职,劣者罢官。校考完毕之后,即令新科进士到地补缺。卿等以为如何?”
“皇上圣明!”周嘉谟原本还再争取一下,但他被韩爌拉住了。
朱常洛点点头,然后对礼部右侍郎孙如游说说道:“孙侍郎,明年的春闱,朕想在进士科外新加一科。”
“加一科?”孙如游目瞪口呆。
科举制度起源于隋朝,它以“投牒自进”为主要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中古门阀社会以门第出身而论(征辟制、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的特权局面。
但隋朝仅仅只是科举的起源,此时科举制还在草创阶段,没有形成制度,各方面规定很不完善,但倒也基本确立了读书、应考、授官的基本框架。
唐朝继承并发展了科举制,并将科举分常科和制科。所谓常科,就是每隔一个定期举行的科考,比如到明代时,常科为三年一次。而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科举就是制科了。
唐时,科举一共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等科目。其中最常举行的是明经、进士两科。考试方法为帖经、墨义、口试、策问、诗赋等。
至宋,进士科地位提升,科举的科考内容就变了进士科和其他科(明法、明经、......)。
到元,科考制度几度废用,暂时衰落。
元亡明立后,科举恢复,但仅设进士一科。而且考试的内容非常固定,仅限于儒家经典,必须以四书五经的文句为题目,以程朱理学为参考。同时,只能用八股文答题。
从明朝中叶成化年间开始,朝廷正式确定八股取士。
八股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固定段落组成,不得自行发挥,不能旁征博引、譬喻联翩,也不可有其它任何越界之处。甚至即使在经典之内,还有犯上、犯下的禁忌。
八股取士自有其千般不好,但它的存在还是有现实意义的。答题格式和考试内容的限定,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考官的主观因素对考试结果的影响,让考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更加公平、更加客观。
比如,要是允许自由发挥,那不同的考生必然在文风上有所不同。这样一来,考官就可以通过文风来判断,某张卷子是不是给他打过招呼的那个人的卷子。
“对,朕要你加一科。”朱常洛重复了一遍。
“陛下,这恐怕不妥吧。”孙如游本能地抗拒,但他的理由还是非常充分的:“骤然加科势必增改考试内容,有违祖制啊。”在孙如游看来,祖制就是稳定的象征。
终于还是撞上祖制这堵墙了。朱常洛在心里慨叹道:但这堵墙已经不再是保护而是桎梏了,必须被摧毁!
“加科没有违背祖制,而是在祖制之上进行延伸。朕又没说取消进士科。”朱常洛一开始就准备循序渐进。“这样,礼部去拟一個章程,明年春闱仍以进士科为主科,主科一切不改。但增加数学科为副科,无论会试中与不中,皆可参考数学科。数学科不影响功名,不影响任官,这总行了吧?”
“考而无用,那数学科有什么意义呢?”孙如游心想。
朱常洛本来想说,数学乃是万学之父,但在儒生心里,万学之父有且只有一个,那就是孔孟之道。于是他改口道:“朕只是想在大明未来的父母官心里埋一颗种子。数学乃工造、天文、会计之本。如果官员不习数学,看不懂账册、文书,又怎么知道辖地有多少人口,有多少耕田,该征多少税赋呢?”
“不知道这些基本的数字,到地赴任的官员还得求着知道这些数字但不懂孔孟之学的小吏,这岂非本末倒置,有辱斯文吗?”朱常洛换到儒家及地方官的角度继续说。
古代为了削减行政成本,实行“官、吏分流”的双轨制度。
官员入流有编制,吃皇粮有品级,纳入朝廷科层序列。吏不入流,一般是各衙门自己供养,做基础文书和繁杂的行政工作,不参与决策。
同时,明朝为了防止官员在地方结成自己的势力,严格实行“北人官南、南人官北”的籍贯回避制度,以及三年一届、最多三届的任期制度。而对于吏,朝廷却无此要求。
因此小吏一般情况都是由当地人担任,甚至有可能是家传。这就形成了流官、土吏这样畸形的地方治理形式。朝廷改土归流,最后却弄出了一个细碎但庞大的“世袭”吏员群体。
再加上,科举只考孔孟、程朱等道德之学。官员到任之前,除了满腔热忱以外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会。
最终的结果,便是形成了高官受制于小吏,小吏拿捏高官的局面。当然,官员可以将吏员辞退,但吏员一旦把祖传的账册带走,堂堂的青天大老爷立刻就会被架空,到时候官员还得恭恭敬敬地给他们请回来。
但孙如游没有当过基层地方官。
“恕臣难以从命,八股取士乃太祖所定之法,孔孟学说乃君子立身之本。安能违改?”
“你......你说的有道理,就先这样吧。”朱常洛被气笑了,但他没有再劝,反而是和众臣讨论泰昌元年恩科的具体事由,就好像他真的被说服了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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