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玉仙缘 王重阳、丘处机、全真教

    全真教为道教的一大流派，和道教的其它教派相比，创立的时间相对教晚，却后来者居上，从其创始人王重阳48岁创教（1160年），到1224年丘处机返抵燕京，被请住大天长观（后改名长u宫），持成吉思汗御赐金虎牌、玺书“掌管天下的出家人”时，打出了自己的一方天地并迅速成为道教的一大门派，也就是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其发展之速，堪称中国道教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观。

    一、全真派祖师王重阳

    全真教的创始人王重阳（1112—1170年），陕西咸阳大魏村人，累世为地方望族，本名中孚，字允卿。能文善武。据记载是气宇不凡，眼大于口，须过于腹，声如洪钟，面如白玉。还精通经史，才思敏捷；膂力过人，武艺高强。身长六尺余，形质魁伟，任气豪侠，善于辞辩，能诗善画，精通歧黄（医术），“置家事俱不问，放旷自适”，闻名于乡里。南宋高宗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陕西威阳被金兵占领，同时，儿皇帝刘豫被金人立于北京。第二年，金人以陕西地赐刘豫，国号齐，年号阜昌。阜昌年间（公元1130——1137年），王重阳曾应齐礼部试而未中。不久，伪齐被废，陕西地完全由金人管辖。金熙宗天春元年（公元1138年），下诏开科取士，王重阳为应进士试，特改名德威，字世雄，考中武科。

    王重阳家境富有，少习文练武，以图仕进。但是在那个宋金对峙、铁骑纵横、生灵涂炭的战乱的年代，文武双全王重阳却是文不能入仕，武不能安邦。现实与理想的反差和无奈，令王重阳沉湎于饮酒作乐以求精神上的解脱，也许是酒不解真愁的缘故，深感“天遣文武之进两无成焉”的王重阳终于在年48岁时，辞去（今陕西省户县）在甘河镇监酒税官职，改名王嚞，号重阳子，弃家外游来到终南山南时村（今成道宫村），垒起几尺高的封土，下面挖了一丈多深的墓穴，自称居处为“活死人墓”，又号“行菆”。还在墓上立一牌子，上写“王害风灵位”，自号“王害风”、“王疯子”，自居其中，在此穴居修行。

    王重阳入道修行的方式用我们现代人的眼光看，依然是非常奇特的。一般要入道修行循常理都是入道拜师进修。而王重阳则不是，他一入道就是自立门庭，宣称自己遇到了神仙，受到了神仙的点化。

    关于王重阳遇仙的故事，随着后来全真教的兴盛，也流传很广。金海陵王完颜亮正隆四年（公元1159年）六月，王重阳在户县甘河镇当监酒税的小官，去市中沽来酒肉，趁着夜里凉爽，就在甘河上的一座小桥上自斟自酌，酒至半酣，有两个人被发被毡突然来到王重阳的面前，和他一起喝酒，酒喝完了，两人就拿了个壶，在甘河里面里舀河里的水叫他喝，结果王重阳觉得这河水喝起来比他沽来的酒醇味还好，他感觉遇上异人了，后来得知这两个人是吕洞宾和汉钟离也来度他的，两人传给王重阳仙诀和秘术后就飘然而去。这就是王重阳“甘河遇仙”的故事，甘河镇的这座桥也被后人称之为“遇仙桥”。除了“甘河遇仙”的故事，还自称遇到过王玄甫、刘海蟾，并且和他们四人有过约定，这个约定就是把人间这个传道的事情了结之后和他们四人会聚。叫“师真之约”。王重阳临去世时，就嘱告弟子们不要悲伤，自己是赴“师真之约”去了。后来，全真教的弟子们就把王重阳和吕洞宾、汉钟离、王玄甫、刘海蟾并列供奉，敬之为全真“五祖”。

    三年后，自称丹成悟道的王重阳，亲手填封了“活死人墓”，来到刘蒋村（今陕西省户县祖庵镇），搭建了一个茅庵，开始在村里传道。

    王重阳在刘蒋村传道，并没有追随者。因为他在南时村（离刘蒋村很近）挖穴墓时，就自号“王害风”、“王疯子”，村里人也确实把他当成了疯子。因为他挖墓穴，称居处为“活死人墓”等等，在常人看来，这都是疯癫的举动。更何况他出身豪门，家境巨富。却抛妻离子，舍弃财富，来到刘蒋村住在墓穴里过苦日子（尽管王重阳自称是“神修”）。就是在当今一切向钱看的社会氛围下，依现在世俗的眼光看来，依然也只有疯子才能做出这样的事情。王重阳在村里传道，村里人觉得他是更疯了。不仅没人追随他，反而惹得村民们耻笑。金世宗大定七年（1167年），王重阳烧掉茅庵，拿了一个铁罐作食具，东出潼关，一路乞化去了东海（今山东一带）开始了传教生涯。

    王重阳第一个度化的大弟子为宁海州（今山东牟平）人马钰，马钰在家中为其建了庵堂，王重阳命名此庵为“全真堂”，全真教由此而名。此后，王重阳先后在文登、宁海、福山、登州（今蓬莱）、莱州（今掖县）传到讲法。建立三教七宝会、三教金莲会、三教三光会、三教玉华会、三教平等会等宗教社团，弟子多达数千人。其中最有名望的弟子马钰、孙不二、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郝大通、王处一被后来的全真教弟子们敬奉为“全真七子”或“七真”，和“五祖”连称为“五祖七真”。

    王重阳自称遇到过吕洞宾、汉钟离、王玄甫、刘海蟾四人之事听起来也许令人不以为然，当年刘蒋村没人追随他，就是没把他说的这些话当回事儿。但是王重阳做为一介平民，一不靠官府，二不靠势力，三不靠钱财，短短两年左右的时间，就在山东打出了一方天地。这里面固然有社会和时代的原因，也有全真教教义所蕴涵着一些令人信服的合理成分。但其学识和个人魅力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王重阳饱读诗书，善于随机施教。出口成章。传世著作有《重阳全真集》，内收传道诗词约千余首。另有《重阳立教十五论》、《重阳教化集》、《分梨十化集》等，均收入明《正统道藏》。

    这其中最令人称奇的，莫过于王重阳对未来的预知能力。有关王重阳对未来的预知能力的事例很多。其中最著名的有两件事，一是王重阳准确的预知自己的寿命。二是准确的预知出其未来七大弟子的姓氏。王重阳五十三岁时，就题过一首诗：“害风害风旧病发，寿命不过五十八。两个先生决定来，一灵真性诚搜刷”。就预测到自己的大限为五十八岁。金大定九年十月，王重阳率弟子马钰、谭处端、刘处玄、邱处机西归。客居汴梁(今河南开封，金人称“南京”)，已知不永，与金大定十年（公元1170年）正月初四这一天，作《竹杖歌》诗一首示于四弟子，诗曰：“一条竹杖名无著，节节生辉灼灼，伟矣虚心直又端，里头都是灵丹药。不摇不动自闲闲，应扬随机能做作。海上专寻知友来，有谁堪可教谁托。昨霄梦里见诸虬，内有四虬能跳跃。杖一引，移一脚，顶中迸进银丝索。攒眉露目振精神，吐出灵珠光闪灼。明艳挑来固然乐，白云不负红霞约”。马丹阳等四人听了师傅的《竹杖歌》后，悲泣不己。丹阳曰：“人道区区，尚无所得，吾师弃我，遑遑可归？”王重阳说：“丹阳己得到，长真己知道，吾无虑矣！处机所学一听丹阳；处玄、长真当领管之。吾今赴师真之约耳！”

    寓居磁器王氏的旅馆中。王氏对他不礼貌，又毁谤他。王重阳不以为然地预言道：“吾居之地，他日当令子孙卜筑于此。”王氏等凡俗人等不信，认为王重阳在发狂言。六十四年后，栖云真人王志谨挈其徒落脚于此，一座壮丽的殿宇，出现在原址上，后名重阳宫，又名朝元宫，最后定名为延庆观，至今犹存。

    关于王重阳准确的预知出其未来七大弟子的姓氏，也有两个出处，一是其在王重阳在刘蒋村烧掉茅庵时，且歌且舞，其歌词之意就是要到“东海投谭捉马”去，二是王重阳东出潼关，沿路乞讨，途经洛阳，观瞻翠云峰上的“敕建上清宫”时，在上清宫大殿侧壁上《题上清宫》诗一首中写到：“丘谭王风捉马刘，昆嵛顶上打玉球，你还般在寰海内，赢得三千八百筹”。王重阳的这首上清宫题壁诗，不是即景抒情，也不是谈道论法，而是把自己这次出行山东传道，所招收的弟子的大姓提前公之于众，真是玄中之玄，奇中之奇！在此之前，王重阳从未去过山东，也不像现在有电话、QQ、MSN可以预约，有高速交通工具可以乘坐。也没有人和他联系过，在以后的传道过程中，又怎么一定是“丘、谭、马、刘”同时成了他的弟子呢？然而两年之后，现实验证了王重阳上清宫题诗的结论是千真万确的。

    这确实是一个谜，后人也有欲证其伪的。但总是在一番求证之后不由得叹服。王重阳预知未来的能力，给后人留下了一个难解之谜。

    史料记载：大定九年十月，王重阳率弟子马钰、谭处端、刘处玄、邱处机四人西归，次年一月殁于大梁（今河南开封）。葬终南刘蒋村故庵（今陕西户县祖庵镇）。金章宗赐庵名为灵虚观。元太宗加封为重阳万寿宫。全真道尊为祖庵或祖庭。元世祖至元六年(1269)封为重阳全真开化真君；至大三年(1310)又加封为重阳全真开化辅极帝君。

    二、全真教的仙道理论

    王重阳能在短短两年左右的时间就打出了一方天地。除了社会和时代的原因，除了其学识和个人魅力，其自成体系的全真教教义，也是受之者众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1、独特的三教合一理论

    尽管魏晋以来就有“老子过函谷关化胡”传说，更有《老子化胡经》传世以及“三教出一门”学说的形成，但是在此理论基础上力倡三教合一则是王重阳创立全真道的一大特点，道教的《道德经》、儒家的《孝经》、佛教的《心经》则为道教全真教派的必修经典。当年他在“活死人墓”四角各种植一棵海棠树，就言称“吾将来使四海教风为一家耳”。在他的言论、著作中，“三教出一门”、“三教合一论”更是俯拾皆是。如在《金关玉锁诀》中说：“三教者，如鼎三足，……不离真道也。喻曰：似一根树生三枝也。”在《示学道人》诗中说：“心中端正莫生邪，三教搜来做一家。义理显时何有界？妙玄通后更无加。”又有诗云：“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在《答战公问先释后道》中称：“释道从来是一家，两般形貌理无差。”等等。他认为儒主“理”，佛主“性”、道主“命”。要人们忘情去欲，才能“心虚气住”，“气住则神清，神清则德合道生”，达到“三教圆融”的全真境界。

    2、道教的平民化

    在王重阳创立全真道之前，尽管道教有许多教派流行，但都是以炼外丹为主，服食金丹以求肉体飞升，霞举成仙为目的丹鼎类修行方式。丹鼎教派把选择门徒、传授丹经、烧炼金丹等活动搞得非常神秘和复杂。再加上团汞炼丹这种修炼得有相当的经济条件做后盾。所以在全真道之前的道教只能是一种上层宗教，贵族宗教。而王重阳创立的全真道教则彻底颠覆了在这之前所有道教流派的修行方式，以“普济众生，遍超庶俗”的理念，使全真道教成为了一种平民宗教。从而在民众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全真教的修行方式重在修心。在《重阳立教十五论》这篇不足1500字的文章中，对于全真教的修行做了相关的论述，大致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日常生活细则，如出家者须投庵（谭处端后来略微修改了出家修行的理论，认为在家也可以修行，“忠孝仁慈胜出家”，这一修改承认了“居士”，使全真道更加适合民情而有利于其发展），身有所倚，身安则心安；学习经书、精通药物、以高明者为道友等等。一是强调修心，论述打坐、降心、炼性等要领，丹成则身在人间，心在天上等等。三是修行者应该通悟的境界，炼性为修道之根本，入圣则形寄于尘中，心明于物外，则神、性居于仙境，即身在凡而心在圣境。

    比之于丹鼎教派，全真教的修行方式则重在修心，重在控制令人沉沦的世俗yu望。修行方式的简化，使全真教能走向平民，并在大众中产生轰动效应的前提条件。

    3、成仙证真的简单化

    全真道教不尚符箓，不事黄白，也不信白日飞升之说。只要修心养性即可。按照道教的说法，就是修炼内丹。所谓内丹，是指修炼内丹者，以身为丹鼎，以身中之精气为药，以神为运用，在自己身中烧炼结“丹”。道教修炼内丹。在隋唐以来就有之，但是把修炼“内丹”做为最主要的修炼方式。则是全真教的首倡。道教的内丹修炼之法，由于师承和教派的差异，说法也不完全一致。

    全真道以修习内丹为成仙证真的基本法门，为“天上大道”。以性命双xiu为基本内容，先性后命，以修性为主。王重阳云：“宾者是命，主者是性”。《丹阳真人语录》云，“屏绝万缘，表里清净，久久精专神凝气充，三年不漏下丹结，六年不漏中丹结，九年不漏上丹结，是名三丹圆备，九转功成”。就简要地说明了全真道派修习内丹基本要诀。

    对于成仙证道，传统的道教教派认为经过修炼，形、神皆可不死，肉体与精神一起长存，王重阳则认为“欲永不死而离凡世者，大愚不达道理也”。指出“气神结合，谓之神仙”的修行方式，孝养师长父母，救一切众生，意同天心，正直无私者为天仙；打坐修行者为神仙；养真气长命者为地仙。只要体内“丹”成，就能身在人间，神游天下。认为肉体要死是自然正常的，活着的时候只要修炼，死后“真性”、“阳神”就能得到解脱后，长存于天，是种“阳神”不灭的成仙证真方式。这种成仙证真的方式只要遐想，不需求证；既简单化，也避免“长生不死、霞举飞升”无法兑现的尴尬。

    对于成仙证真的修行方法，全真教也因人而异。对于文化修养高的，王重阳就教其修炼大法，对于平民百姓，修炼方式则更简单。在《重阳全真集》里，对于平民的修行，王重阳就指出“诸公如好真修行，饥来吃饭，睡来合眼，也莫打坐，也莫学道，只要尘冗事屏除，只要心中清净两个字，其余都不是修行。诸公各怀聪慧，每日斋场中细细省悟，庶几不流落于他门。行功乃别有真功真行”。这种修行方式连打坐都不用了，只要消除杂念，心中清静即可。

    4、超凡脱俗的人生理念

    人活在世上，人人都有各种各样的烦恼和困惑。而在战乱的年代那烦恼就不是一般的烦恼，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痛苦和磨难。所以全真教的一些人生理念就为人们解脱烦恼带来了心理指向。

    全真教认为，人的肉体为“真性”、“阳神”桎梏，所以破斥肉体、否定人生，斥人生为“苦海”、“火宅”，视父子、夫妻亲情为“冤业”等等，是全真教的一个重要的人生理念。在王重阳及其弟子们的诗文集中，这种言论比比皆是。如王重阳的诗：“修行须借色身修，莫滞凡躯做本求。假合四般终是坏，真灵一性要开收”。称“唯一灵是真，肉身四大是假”。再如丘处机的词，把人形容为“一团臭肉。千古迷人看不足。万种狂心。六道奔波浮更沉”。谭处端则把人体贬斥为“本是一团腥秽物，涂搽模样巧成魔”。像这类诗词，让现代一些生活热情很高，喜欢追星自恋的人看了心里绝对不舒坦。但是这样的人生理念，给艰于生活，心灵苦闷的人们则指出了一条心灵解脱的出路。

    全真道认为只要做好内省功夫，便能顿见真性，超出生死，得到阳神解脱。王重阳认为“心忘念虑即超欲界，心忘诸境即超色界，不着空见即超无色界”这种精神上超出“三界”的人，就像莲根在淤泥而花在虚空，“身在凡而心在圣境”，谭处端宣称的“一念不生，则脱生死”和邱处机称的“一念无生即自由”，都是在阐述这样的理论。

    透过全真派祖师王重阳和他的七大弟子的身世，我们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王重阳和他的七大弟子大部分都是出身于望族豪富之家（丘处机是否出身于望族豪富之家尚有争议），而且都是文化修养很高的人士，但是这样的一个群体，却都抛弃了财富，“乞食度日，垢面蓬头”，以生活的苦行来追求精神上的超脱。在“金钱至上”的今天，我们仍然能从中得到启迪和思考。

    丘处机和全真道的大盛于天下

    丘处机(1148—1127年)，字通密，号长春子。登州栖霞人，《金莲正宗记》记载其“家世栖霞，最为名族”；元代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称其“祖业父农，世称善门”,说法不一。

    丘处机少年父母早丧，靠兄嫂拉扯成人，少时即“敏而强记，博而高才，眉宇闲旷，举措详雅”，虽喜读书，但无心功名，兄嫂与之议婚，坚辞不受，遂去宁海昆嵛山（今山东牟平东南）隐居修行。后闻王重阳于宁海设全真道，即前往拜于师门。成为王重阳著名的七大弟子之一。金大定九年十月，丘处机和马钰、谭处端、刘处玄等人随师父王重阳率弟子西归，次年一月王重阳在途经大梁时登真（今河南开封）。丘处机和马钰、谭处端、刘处玄等人将王重阳遗蜕归葬于终南刘蒋村故庵（今陕西户县祖庵镇）。几人守墓三年，然后分头去各地传道。丘处机没有回山东，而是西入磻溪（今宝鸡市东南）穴居苦修，日乞一食，行则一蓑，人称“蓑衣先生”。赋诗曰：“十年苦志忘高卧，万里甘心做远游；特纵孤云来此地，烟霞洞府习真修”。

    丘处机在磻溪穴居苦修，引得许多信徒前来拜访求道。六年后，丘处机离开磻溪，率弟子仙迁至陇州龙门山修行。后人所称的全真教龙门派之名由此而来。

    全真教“始于王重阳，盛于丘处机”。可以说全真教的兴盛，正是得益于丘处机独有的政治智慧和前瞻性眼光。金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金世宗召丘处机进京，请教“至道”，并特地在自己居住的万宁宫侧一道观，御书“全真堂”供丘处机居住。在主持万寿节(皇帝寿辰)的醮事后，即请辞回到山东老家建太虚观并居此传道多年。贞佑二年（1214年）应山东驸马都问之请，以“不杀不争”、“整心纯一”的理念，招安了杨安儿、耿京起义军的残部，而名满天下。金宣宗特封赐为“自然应化弘教大师”，派钦差大臣邀他赴京议事，被丘处机婉拒。南宋朝廷也慕名派使请其南下临安也被婉辞。但是，不久后，丘处机却欣然接受了远在西域的成吉思汗的邀请。

    现在来看历史，我们知道，随着元代蒙古政权的崛起，当时金朝和南宋政权已处在苟延残喘的历史阶段。但是，处在当时三权鼎立的乱局之中的丘处机要认识到我们后人知道的这种历史局面，则是需要相应的政治智慧和前瞻性眼光的。当丘处机决定西域谒见成吉思汗时，面对弟子们的疑惑，丘处机就说道：“我循天理而行，天使行处无敢违”。丘处机说的循天理而行，可以说是在蒙、金、宋三权鼎立，复杂的政治形势下，已经预见到蒙古政权要一统天下的结果。因而率领弟子18人，不顾天寒地冻，行程数万里，历时三年，费尽千辛万苦，谒见了成吉思汗。

    关于这次谒见的成吉思汗动机，就是“救万灵苦”。在去西域途中，赋诗言志道：

    十年兵灾万民愁，千万中无一二留。

    去年幸逢慈诏下，今春须合冒寒游。

    不辞岭北三千里，仍念山东二百州。

    穷极漏诸残喘在，早教生民得消忧。

    见到成吉思汗，在和成吉思汗探讨有关“长生”之类的问题时，不失时机地宣扬自己“敬天爱民”的思想，以戒杀、清心寡欲等养生之理力劝成吉思汗。在得到成吉思汗的赏识后，于1223年请准东归。成吉思汗赐金虎牌、玺书，赋予其“掌管天下出家人”的特权，赦免全真道的差役、赋税等等。丘处机则充分利用这种特权，实施其“早教生民得消忧”的政治抱负。在东归途中夜宿盖里泊时，丘处机嘱告随行的弟子：“今大兵之后，人民涂炭，居无室，行无食者，皆是也。立观度人，时不可失。此修行之先务，人人当铭诸心”。1224年丘处机回到燕京住天长观(今白云观)。即四处大建宫观，广收门徒，利用入全真教可豁免以及其它特权，“使其徒持牒召求于战伐之余”，让在战场上大量被俘虏的民众得以复生，解救了大量汉族和女真族民众。清朝乾隆皇帝为白云观的丘祖殿，题了一幅著名的对联，称颂丘处机救民于水火的奇功，曰：“万古长生不用餐霞求秘诀；一言止杀始知济世有奇功。”

    丘处机做为一代名士，以其“救万灵苦”的心愿，用自己独到的方式,在烽火连天的战乱年代，尽最大可能拯救民众于水火之中。使其得到世人及后人敬仰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也为全真教在元代大盛于天下提供了历史契机。在丘处机“立观度人”的号召下，经过约三十余年的大发展，全真道的宫观、弟子遍布于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等广大地区。全真道也几乎成为了元朝初期的全民信仰，举国信奉。成吉思汗还曾多次钦赐圣旨碑，记录道教的事迹。1227年丘处机登真于天长观，被追封为“长春演道主教真人”。1228年安葬丘处机时，“四方来会之道俗逾万人，至有司卫之以甲兵”。丘处机时代，也是全真教派的巅峰时期。

    丘处机在世时即被人们敬称之为“神仙”，登真后被人们敬之为“丘祖”，其受民众敬仰之深，与其“敬天爱民”的济世奇功是密不可分的。

    在丘处机羽化登真后，全真教的影响和势力依然越来越庞大，从而已经引起了元朝统治者的忌惮，宪宗年间，随着《老子化胡经》被焚事件列为禁书，宪宗诏令全真道归还侵占佛教的200余处寺院等事件（请参阅本人的另一篇作品相关文章《老子过函关化胡》），全真教的发展就进入了高台跳水后，低位发展的阶段。尽管是低位发展，但是这个低位发展是相对于丘处机时代而言，全真教派仍然为道教的两大宗派（另一大宗派为“正一教”）之冠。其对后世的影响可谓是绵延不绝。以致后来很多道教的其他的宗派，本属南宗或其他宗派的道士都以忝列全真教自倨。例如张三丰创立的武当派，后来的弟子们就自动归属全真教；本属南宗的元代著名道士陈致虚后来也自皈于全真教等等。在一些明清小说里，我们也常常可以看到全真教对后世的影响。这里最有意思的当属《西游记》，这本书本身是“谤道敬佛”的，但对全真教的贬损并不激烈，如在《西游记》第四十七回《圣僧夜阻通天水金木垂慈救小童》里，孙悟空对车迟国的“君臣僧俗人说道：‘……今日灭了妖邪，方知是禅门有道，向后来再不可胡为乱信。望你把三教归一，也敬僧，也敬道，也养育人才，我保你江山永固。’国王依言，感谢不尽，遂送唐僧出城去讫”，这段话里，孙悟空俨然成了一个全真教“三教一门”、“三教一家”理论的传道者（《西游记》里还有很多有关全真教的描写，如镇元子的弟子都属全真，丘处机也做为天师在灵霄宝殿当值等等，尽管唐代的历史背景下，全真教派尚未创立，但做为文学作品,在这一点上我们也不必苛求古人）。